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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群英: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的首度交锋——20世纪初美国赫奇赫奇争论及其影响

发布日期:2019-06-17 发表者:原创文章 浏览次数:8138次

 











作者:胡群英,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年度出版顾问有限公司责任编辑。





原文载于《世界历史》 2006年第3期。为方便编辑,相关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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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9643字,阅读时间约10分钟








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的首度交锋


——20世纪初美国赫奇赫奇争论及其影响






























摘要:赫奇赫奇是加州约瑟米蒂国家公园内的一个美丽小山谷。20世纪初,关于是否在此建立大坝,美国人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也是两种不同自然保护哲学之间的首度交锋。以平肖为首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和以缪尔为首的自然保护主义者针锋相对,前者支持大坝的建立,后者捍卫山谷的完整和自然状态。争论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结束。这场争论对自然保护哲学的发展,对此后的荒野保护以及环保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赫奇赫奇争论;资源保护主义;自然保护主义;吉福德.平肖;约翰.缪尔

























20世纪初,美国人就是否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附近的赫奇赫奇山谷修建水库一事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著名的赫奇赫奇争论(Hetchy Hetchy Controversy)。争论主要在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和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两种力量之间进行。前者以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等官方人士和专家为主,主张为了使用而保护,强调“科学使用”以减缓有限自然资源的枯竭;后者则以约翰·缪尔(John Muir)等民间有识之士和自然爱好者为主,提倡对自然的保护应尽量保持其原貌,强调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审美价值和道德意义。这次争论是两种保护思想的首度交锋,争论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在美国自然保护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于赫奇赫奇争论,美国学术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以往的研究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和角度,叙述的背景各不相同,得出的认识和结论也随之各异。这些研究大多从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将这一争论或者视为进步主义改革者保护自然的一场胜利,或者视为美国文明的一种发展,或者视为公共土地管理上的一次分歧。本文致力于在环境史的研究框架下重新认识20世纪初美国这场长达十余年的争论,关注是否允许修建大坝这一争论本身,尤其是它的发生、过程以及影响,以揭示这一争论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和引发的思考,特别是资源保护主义和自然保护主义两种保护哲学的交锋给自然保护运动以及人们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












吉福德·平肖





约翰·缪尔







































赫奇赫奇山谷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峡谷。1850年,它首次为猎人约瑟夫·斯克奇(Joseph Screech)所发现。美国著名的自然主义者、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父”的约翰·缪尔于1871年来到了这里。他为这里的宏伟景象所慑服,此后多次撰文加以介绍,并为保护山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赞叹道:“赫奇赫奇山谷的确不是一个平坦的、四处布满石头的普通草地,它是一个宏伟的大花园,是自然界少有的极为珍贵的山岳圣殿之一。……这里的岩石或休闲地斜躺着,或沉思似的站立着,或迎接自然界狂风暴雨的洗礼,或享受自然的静谧与安详。它们的额头抵着天空,双脚伸进树丛,矗立在布满鲜花的草地中。”1890年,在缪尔等人的支持下,赫奇赫奇山谷与约瑟米蒂公园(the Yosemite Park)合并为约瑟米蒂国家公园,成为“服务于人们利益和娱乐的公共场所与娱乐园”。




19世纪末,土木工程师们也涉足这里。经勘测,赫奇赫奇山谷水资源丰富且可资利用。在1899—1900年的勘查报告中,工程师们指出:在赫奇赫奇山谷修建水库将会解决旧金山市及其周围各县清洁用水长期不足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水源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由于峡谷流域及其支流大都位于保护区内,周围极少人畜污染,因此水质是绝对清洁的;加之水量充沛,足以在满足生活用水之外,支持水电站的运作。报告结论提出,在此建水库是旧金山城市用水问题“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份报告引起了旧金山市政官员们的注意,而进步主义者詹姆斯·费兰(James Phelan)市长尤为重视。随着旧金山市用水危机的日益加剧,赫奇赫奇丰富的水源更成为了所有改革者注目的焦点。但是赫奇赫奇位于国家公园之中,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旧金山市无法随意开发。由此可见,赫奇赫奇山谷既有非凡的审美价值又极具使用价值,这成为争论的前提。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何者应置于首位,是争论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




当此之际,美国社会正经历着急剧的变革。边疆的西移乃至消失、工业化所造成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加之城市化所带来的贫困、犯罪以及城市卫生等问题,让美国人感到愕然和迷茫。于是,“19世纪后期,许多美国人渐渐对国家自然资源开发的速度,尤其是该过程中的破坏和损耗,表示惊异”。这一方面激起了人们的改革热情,出现了进步主义运动;一方面引发了一种回归自然、回归荒野的渴望,“那些被昔日的拓荒者们视为障碍的森林和必须去奋力征服的荒野,反而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这一转变导致“许多美国人在接近20世纪的时候,已转向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始谈到节省资源的保守主义新论调”。这样的社会氛围无疑有利于赫奇赫奇山谷自然状态的保护。




然而,在1901年5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通行权法案》,规定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内务部长可以被“允许在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瑟米蒂、红杉等国家公园在内的美国公地、公共森林及其他保留地内建设发电站和电力运输所需要的厂房、电桩、电线等设施;允许修建运河、沟渠、水道、自来水管等便民措施;允许建立自来水厂、大坝以及水库”。这宣布了国家公园开发的可能。趁此良机,6月29日,费兰先以一位普通公民的名义,随即又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内务部提出了申请,要求同意旧金山市在赫奇赫奇山谷筑蓄水库。这一计划如果得到批准,大坝拦截起来的水势必将淹没整个山谷,进而对整个国家公园的奇特景观和完整性造成破坏。于是,这一申请激起了自然保护主义者和国家公园拥护者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投入了保卫赫奇赫奇山谷的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约翰·缪尔所领导的塞拉俱乐部。因此,旧金山市的申请成了赫奇赫奇争论的直接导火索。




1903和1905年,旧金山市又相继两次提出申请,但都遭到了时任内务部长伊桑·希契科克(E. A. Hitchcock)的拒绝。他认为:“正是如此之多的自然风景才使约瑟米蒂国家公园成为了神奇的阆苑仙境,因此美国国会应寻求法律以为后代加以完整保护。这样的保护对于上帝的创造之物来说是必须的。”当然,缪尔和塞拉俱乐部等的积极反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6年,旧金山地震,随即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巨大的损失。有舆论报道说,如果在此之前赫奇赫奇水源能得以引入的话,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将会小得多。这激起了不少人对旧金山市的同情和支持。1907年,旧金山市再次提出申请。此时,希契科克已离职,林业局首任局长平肖的好友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R. Garfield)继任。与平肖一样,加菲尔德也认为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使用,支持在赫奇赫奇筑大坝。于是,官方的态度开始向有利于旧金山市的方向转变。1908年,加菲尔德同意了旧金山的申请。这一决定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迫使国会在此问题上连续召开了五年的听证会。双方的争论日益升级。




在此后几年里,争论变化迭起,逐渐进入高潮。1909年,新一届政府的改组“激励了众多保护赫奇赫奇山谷力量的希望”。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也由于与上届政府政见的不同,威廉·塔夫脱总统任内的两位内务部长都取消了加菲尔德1908年所做的决定,否决了赫奇赫奇计划。1913年威尔逊当选总统,旧金山前市政律师富兰克林·E.雷恩(Franklin K. Lane)担任内务部长。雷恩一直是赫奇赫奇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他成为争论的“总裁判”,对旧金山市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于是,在内务部、农业部、林业部以及旧金山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众议院于4月8日以183∶43票通过了《瑞克法案》(the Raker Act)。12月6日,在激烈的争论之后,参议院最终也以43∶25票通过了这一法案。12月19日,威尔逊总统签署该法案,使之得以正式生效。




根据《瑞克法案》,旧金山市以供应生活用水为名,最终取得了在赫奇赫奇山谷修建大坝的权利。虽然有自然保护主义者们的激烈反对,但山谷仍未能逃脱被破坏的命运,最终成为“一片证实了人的昏庸创造的不毛之地”。
































在赫奇赫奇争论中,一方是对荒野日益狂热的新兴力量,一方是认为未开发地区的资源理应加以利用的传统力量,这次交锋注定是一场攻坚战。虽然赫奇赫奇山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但是争论的战场却主要在首都华盛顿,在国会议员的大厅里,在全国的报刊上,“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接受了一次彻底的听证”。











(一)国会听证会上的争辩






旧金山市的申请首先在加州引起了地方性争论,之后迅速发展到全国。1908年到1913年间,美国参众两院就在赫奇赫奇山谷修建水库的问题举行了多次听证会。双方力量在公共土地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ublic Lands)面前展开了一幅生动的舌战图。双方的争执大致有:





1.进步与上帝之争





20世纪初,为了实现城市“水与天然气社会主义化”的目标,以詹姆斯·费兰为首的一批进步主义者选定赫奇赫奇山谷作为出征点,开始了一场与垄断利益的激烈战斗,从而给赫奇赫奇计划打上了效率、民主和平等的印迹。





首先,他们指出,如果用水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导致“众多人口流往奥克兰(Oakland)、阿拉梅达(Alameda)以及伯克利(Berkeley)等地”,不利于旧金山的继续发展。其次,他们认为,保留山谷而不付诸使用,将会招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加州议员约翰·瑞克经过分析,指出山谷中那些“光秃秃的石头顶多只值30万美元”,但如果在那里建立水库,将会带来数百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此外,他们还认为,比起山谷的瀑布声和悦耳的鸟叫声来说,婴儿嗷嗷待哺的啼哭声更值得关注。詹姆斯·费兰强调:“密集地拥挤在旧金山海岸上达80万之多的小孩、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应是政府决策的第一原则,而那些倘佯在塞拉山脉之间、唱着自然神颂歌的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则应退居其后。





当资源保护主义者扛着效率、民主的大旗时,缪尔却虔诚地向着上帝。他将这场争论视为上帝与魔鬼间的一场斗争。缪尔认为,赫奇赫奇山谷“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在冰雪融化的季节,谷中瀑布在阳光的反射下,“全身展示着精神的魅力,水、空气和着阳光编织成了一件只有天使才配穿在身上的圣袍”。这一切都是神圣的,人民必须虔诚地对待它,置其精神价值为首位。自然保护主义者指出,金钱这一魔鬼诱惑下的“商业和功利动机”才是旧金山市提出申请的真正原因。其实,这一行为本身就揭示了道德的堕落以及金钱至上的趋向。“在赫奇赫奇山谷建立大坝,正如在民众的大教堂和地方教堂里建蓄水池一样会使之受到侮辱,因为人类心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值得崇敬的圣殿了”。像赫奇赫奇这样的荒野有金钱之外的价值,它可以做“人类的指导者"以及“为金钱所奴役的灵魂的修复工和解放者”。





2.实际利益与长远利益之争





资源保护主义者指出,“相对于公园中部分景致的损失来说,这一变化给大众带来的利益甚丰甚大”。首先,他们认为建大坝与破坏山谷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必将为旧金山市“创建一个湖,而不是一个蓄水池”。基于对英国曼切斯特、伯明翰类似情况的研究,他们建议在大坝上植树种花加以美化,从而将水库由一个蓄水之所变成一个美丽的湖,看似镶嵌在塞拉山脉间的一颗绿宝石。由于湖正是加州、尤其是塞拉地区所缺少的,因此这也使上帝在这里的创造更加完美了。其次,大坝的修建将会促进公园内大道、野径、电话系统等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交通、通讯的改进既“有助于森林保留地的消防工作”,又“意味着大量到目前为止未能参观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的人可以如愿以偿”。还有服务设施的增建,这些都使“公园的用途大为拓展”,从而大大提高其知名度22。再次,除了能充足供应旧金山市及其周围地区最好、最纯净的生活用水外,水库多余的水还足以支持托勒姆县和圣乔奎山谷地区的农业生产,甚至能支持水力发电。这可谓十足的“科学使用”。





而在自然保护主义者眼里,这些所得只是短期的、表面的,而所失的则是无以计量的。他们反对所谓的“美丽人工湖”理论,指出大坝的建立只会有一个结果:整个山谷的消失和公园的被破坏。约翰逊(R. A. Johnson)感叹道:“上帝精妙绝伦的创造将被破坏,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片被驯服的水域,一件人工的复制品。”他们认为,从国家公园和公众的长远利益考虑,保存赫奇赫奇山谷的自然状态极有必要。赫奇赫奇山谷可以成为公园扩展旅游的新基地,能把拥挤的游人分散出去,以“缓解约瑟米蒂山谷的压力”。更令他们反对的是,此前的调查报告以及加菲尔德1908年提交国会的报告都表述为“最为充足、最为廉价可得的清洁水源供应地”,因此,他们认为赫奇赫奇计划不是必须的,建议另择水源佳处。





3.国家公园管理原则之争





赫奇赫奇作为国家公园系统的一部分,对它的争论必然涉及对国家公园基本原则的争论。双方的分歧在于对之前通过的国家公园法案中“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的理解。资源保护主义者认为,“公众利益”指的是为最大多数公众获取生活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而赫奇赫奇山谷丰富的水力和木材等资源就是其中之一。平肖在听证会上就指出,美国富强和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基础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确实证实国家公园中有可资利用的资源,那就可以“科学使用”。这才是更好的公众利益所在。





缪尔等人则指责以任何借口对国家公园的开发都违背了“公众利益”,也违背了1901年《通行权法案》的法律精神。约翰逊认为,《通行权法案》赋予内务部长对国家公园内土地、水源以及木材等资源一定的处理权,其意图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地区“以供民众娱乐休闲”。 “行政官员们难道不应该在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同时更严格地遵守法律的精神吗?”缪尔总结道:“每个国家公园都受到小偷、掠夺者以及‘乞丐’的包围,他们企求以各种计划获得其水源使用权、木材砍伐权、放牧许可权以及道路通行权等。因此,没有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是安全的,即使法案规定应受保护的也无法幸免。”











(二)在舆论和媒体上的交锋






除了国会听证会上的唇枪舌战之外,双方还在各地报刊杂志等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自然保护主义者注重与新兴的妇女俱乐部等力量的联合,资源保护主义者便指责他们具有女性化的特征,认为其行为只是为情感所驱使,而非理智思考的结果;讽刺他们是“多愁善感的妇女”,是敏感的“审美家”,更是一些提供错误信息的长舌妇;此类有“女人气”的言论在旧金山市各大报刊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土木工程师马斯登·曼森(Marsden Manson)认为:缪尔的散文充斥着“网状物”、“面纱”、“纤维”、“柔软的羽毛”、“织物”、“质感”、“图案”、“刺绣”、“纸巾”、“蝴蝶花编织的长袍”、“羽饰”等词汇,犹如“用文字织就的女式内衣和衣服上的饰边”;那些反对大坝计划的人都是一些“长头发的‘男人’和短头发的‘女人’”;所有的自然爱好者都是“自私的、伤感的审美主义者”。





此外,他们还指责缪尔等人和垄断集团结盟,或者是“天真”地上了托拉斯的当。议员托马斯(Thomas)认为:“一般说来,垄断恶魔和多愁善感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前者知道如何利用后者本性中的天真和坚定的信仰,将自然变成一种商业资产。”《哈泼斯周报》也指出:反对大坝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那些私有的自来水和电力公司,第二是那些爱好风景和自然的多愁善感者。前者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和在做什么;后者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仅只像缪尔那样的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上了托拉斯的当,无异于成了其攫取利益的帮凶。《加利福尼亚周刊》更是成为了大坝支持者的主要阵地。它登载了大量的文章谴责斯普林瓦利等私人自来水公司,攻击缪尔、约翰逊等自然保护主义者。





面对对方的谩骂和嘲笑,缪尔等人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击。他们一语双关地利用修建大坝 “damming”一词谴责赫奇赫奇大坝计划。缪尔在作品中将“詹姆斯·费兰、撒旦和公司”三者并列,将所有支持大坝者描绘为“制造破坏的人和强盗”以及“乞丐”,还将之比做在赫奇赫奇山谷草地下“摸黑工作的鼹鼠”,不停地进行着破坏性的阴谋。他严厉谴责“这些圣殿的毁灭者们,破坏性商业主义的信徒们”,谴责他们“似乎对自然有着一种不折不扣的蔑视,从不抬头仰望高山大川,而只知抬眼盯着大坝和城市中的高楼大厦”。





此外,自然保护主义者先发制人,发动了一场对赫奇赫奇计划的媒体战。约翰·缪尔想“以此证明总统所作的赫奇赫奇保护运动缺乏民众同情和支持的论断是失实的”,希冀获得罗斯福的支持。在缪尔等人的领导下,塞拉俱乐部及其支持者们掀起了宣传热潮。其做法大致有:





第一,发放传单。传单内容涉及对赫奇赫奇争论的来龙去脉的简介,罗列反对大坝的理由、讨论、相关文章的摘要以及山谷的照片,如1909年发放的传单《让所有人民发言并且反对破坏约瑟米蒂公园》,以便增进人们对这一争论的了解,影响他们对此的看法。





第二,激励群众以信件或电报等方式反对大坝计划。缪尔的得力助手卢根斯(Theodore P. Lukens)就曾负责将加州南部尽可能多的自然爱好者聚集起来,动员他们给内务部、国会写抗议信。1909年国会报告称:“来自科学家、自然主义者、登山爱好者、旅行者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抗议声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热切,越来越有力。他们通过信件、电报以及报纸和杂志撰文等提出了反对。”





第三,在更多的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扩大支持力量。约翰逊最初在《世纪》上发表很多文章,后成为其编辑。他在《世纪》上抨击那些支持建立大坝的人正处于 “假装有见识的阶段”(“pseudo-‘practical’ stage”),认为这些人的存在只会将社会带回到“好的仅仅是适合于吃”的物质主义时期。缪尔在《塞拉俱乐部公报》、《展望》、《陆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保留赫奇赫奇山谷的必要,因为“每个人不仅需要面包,也需要美,需要玩和祈祷的地方”。为了准备1913年听证会,自然保护主义者预备给1418家报纸发送宣传文章,其对媒体的重视可见一斑。





第四,邀请并且带领内务部长或者感兴趣的国会议员前往赫奇赫奇参观。1909年,71岁高龄的缪尔亲自陪同塔夫脱总统参观约瑟米蒂山谷,并与内务部长巴林杰一起游览了处于争议中的赫奇赫奇山谷。他们希望借此引起政府对山谷审美价值的认同。































曲折而反复的争论过程、激烈的言辞交锋、多样的争论方式使得赫奇赫奇争论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更对美国自然保护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反思






对赫奇赫奇争论,政府先是表示怀疑,最后却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如此多的人起来关注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遥远偏僻的山谷的命运。1907年罗斯福总统在给缪尔的回信中指出,山谷保护运动缺乏民众支持,如果有90%的民众表示支持的话,他本人定会和群众站在一起,联邦政府也会根据新情况调整决策的。事实证明,那些零星的对荒野的热爱在赫奇赫奇争论的过程中正在迅速汇成一股洪流,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自然保护力量的存在,一些有识之士作出了反应。1908年,罗斯福改变了之前对大坝计划的认同,在其第8次年度咨文中宣布:黄石和约瑟米蒂国家公园中的资源必须被保护,其风景不容破坏。随后的5年中,众议院、参议院展开了深刻的讨论,全国出现了一种狂热的氛围。在听证会过程中,政府还派出美国工兵军团(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对旧金山市周边水源进行实地考察,以取得客观科学的数据和材料。1910年,内务部长巴林杰提出了“国家公园局”草案,目的在于加强对国家公园及其资源的管理。





民众反应各异,但是对保护山谷的热情普遍高涨。当时支持缪尔等自然保护主义的有2个州内的7个全国性的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是保护赫奇赫奇山谷的主力军。在1910年塞拉俱乐部分裂之后,自然保护主义者于1913年重新建立了“国家公园保护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National Parks)。协会成员分布很广,他们不仅来自伯克利、圣·何塞(San Jose)、旧金山、波特兰以及西雅图等不同地区,而且也来自不同的俱乐部和协会。除加州外,协会在美国东部还有诸多分部。此外,在缪尔等人的宣传和鼓励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争论,甚至参与其中。据报道,1913年,犹他州参议员瑞德·斯默特到当年11月底共收到了大约5000封反对信件,其他重要议员也都受到了类似的信件“围攻”。更有《展望》、《国家》、《独立》、《世界动态》、《考利尔斯》、《森林与河流》、《纽约时报》等100多种杂志报刊逐渐投入到反对大坝的行列。但是,人们对此的热情似乎是与相隔的距离成反比的,“当我们远达新英格兰时,那里对大坝的反对已经成为一种狂怒了”,而在赫奇赫奇山谷所在的加州以及西部地区,人们的反应要冷淡一些。1910年,由于支持大坝计划,塞拉俱乐部发起人之一的沃瑞·奥尔尼选择了离开。1913年,“国家公园保护协会”召开了一次名为“保护约瑟米蒂国家公园”的抗议大会,出席成员仅1/5来自西部。





赫奇赫奇争论揭示出,那种认为保持蛮荒状态就等于落后,有资源就应该加以利用的传统观念遭到了质疑,失去了其理所当然的地位,被迫起来应战以捍卫自己。虽然赫奇赫奇计划最终得以通过的事实证明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美国人民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探索以国家公园、国家森林等形式保留“落后地区”的可能和必要了。











(二)争论直接推动了国家公园运动的发展,催生了1964年《荒野法》






赫奇赫奇争论的过程也是自然保护主义者不断成长的过程。在争论中,自然保护主义者一方面对荒野保护的原理进行了反思和系统的阐发,另一方面也总结了不少政治斗争的经验,积累了有效的斗争策略。这些成为了自然保护运动继续前进的基础。加之赫奇赫奇争论最终失利的刺激,他们加快了建立国家公园局的步伐。1914年,斯蒂芬·马舍尔(S. Mather)开始负责国家公园的管理工作。受缪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奥尔布赖特、亚德、麦克法兰以及塞拉俱乐部、美国公民协会等的帮助下,他发起了建立国家公园局的大规模运动。1916年8月25日,国家公园局法案(National Park Service Act)得以通过,国家公园局随即成立。法案使自然保护思想得以制度化,从而确保国家公园的决策不为政治、人事的变化所左右,而这正是赫奇赫奇山谷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





“赫奇赫奇悲剧”直接激励了此后保卫国家公园和荒野的斗争。著名的有20世纪50年代持续5年之久的关于在国家恐龙纪念地内的回声谷公园(Echo Park)建立大坝的斗争,以及60年代关于在国王峡谷内建立大坝的争论等。时隔半个世纪,赫奇赫奇争论中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和政治技巧再一次经受考验。在回声谷公园争论中,“赫奇赫奇”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在听证会上,他们以文字、图片以及记录片的形式对赫奇赫奇水库建成后山谷的惨状做了报道,其中名为“两个赫奇赫奇山谷”的纪录片,以大坝建立前后的强烈对比给人以视觉冲击。此外,他们继续采用发传单、发表文章等动员群众的有效策略,呼吁全国人民防止又一个赫奇赫奇悲剧的出现。面对更多民众的强烈反对,国会再也不能像1913年决定时那样坦率了。1965年,国会否决了在回声谷公园建立大坝的提议。在这次运动中,群众保护荒野的热情让国会和联邦政府大为震惊。在强大舆论力量的推动下,荒野保护运动的领导者不失时机地发起了通过荒野法案的运动。1964年,《荒野法案》得以通过。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保护荒野的义务和责任,认可了自然保护主义哲学。因此这也可以说是赫奇赫奇争论取得的最终胜利,它促进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展开。











(三)这场争论让“资源保护”(Conservation)和“自然保护”(Preservation)两个词家喻户晓






这场争论虽然以缪尔一方的失利而告终,但此后美国的资源管理和自然保护却开始偏离纯粹的“资源保护”原则了,因此,这场争论既是资源保护主义和自然保护主义两种力量分裂的标志,也是这两种思想融合的开端。此次争论之后,美国人逐渐接受未开发地区除了利用资源外还有娱乐、审美以及精神的价值,开始把风景也算作自然对人类的用途了。风景园林设计师马克·丹尼尔(Mark R. Daniel)指出,“抽象的理想(保护荒野)和经济两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风景保护有利于国民经济。林业局在平肖思想的影响下,一直是资源保护思想的坚定执行机构。自赫奇赫奇争论之后,林业局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争论结束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奥尔多·利奥波德就成功地在国家森林系统内实现了荒野保护的方针。1926年,时任局长的威廉·格瑞莱将这一方针做了系统的阐释和概括。以国家公园局和林业局为主要代表,美国的资源政策转向了使用和保护原则并存。风景正在成为一种公共资产,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保护。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万物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或者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但它标志着人们向自然保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赫奇赫奇争论来看,关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是保持蛮荒还是推向文明这一问题,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主张,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争论中两种保护思想的交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初的赫奇赫奇争论至今仍在延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的方式等方面,两种思想都对今天的环境保护运动影响深远。吉福德·平肖所主张的“科学使用”,即持续发展的思想影响着许多环保政策的制定,是现代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约翰·缪尔的思想则引导着现代激进环保主义的发展。显然,如何在利用和保护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如何均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的需要,这是赫奇赫奇争论留给后人的深刻思考。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这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问题,更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转载自“世界历史放映室”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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