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作为国家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以及赋予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权利的法律，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便是环境权①理论及立法实践。环境权是在国际社会两度引起高潮的课题，而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探讨环境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以拓展我国环境法的研究领域。 一、环境权的提出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 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害事件不断、污染严重和发展中 国家贫困与人口压力大、资源破坏严重的形势下，世界各国一方面致力于运用技术手段治理 污染，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求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和管理环境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60年代，在联合国大会组织下，西方国家展开了关于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法律依据的大讨论，引起世界瞩目。1966年，联大第一次辩论人类环境问题，在各成员国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大会取得共识，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共商环境保护大计，这便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由来。 七十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将现有的人权原则加以扩展，以包括健康和优雅的环境权在内，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中生存的相应权利。卡辛认为，环境权具体应包括保证有足够的软水、纯净的空气等，最终保证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指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从而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 这些观点，为欧洲人权会议迅速接受。从七十年代初，欧洲人权会议便组织了80人的专家委员会，致力于将'人类免受环境危害的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作为新的人权原则进行国际法编纂。1971年，欧洲人权会议将个人在洁净的空气中生存的权利作为一项主题进行了讨论，继而在1973年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了《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肯定地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并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欧洲人权会议还为环境权的确立进行了广泛的工作，旨在引起全世界对环境权的重视，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而不是为欧洲所特有的概念。 环境权为世界所接受充分地表现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第一条庄严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一些国家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开始了环境权的立法实践：如南斯拉夫、波兰、葡萄牙、智利、巴西、匈牙利等国在其宪法或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确认了环境权；再如希腊、巴拿马、菲律宾、捷克斯洛伐克、泰国、瑞典等国则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内容。日本和美国还广泛地受理了以保护环境权为案由的案件，开始了环境权的司法实践。 二、环境权的涵义与性质 环境权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之所以如此，盖因其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致。公民在健康优美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实为公民与生俱来的应有权利②。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恶化，使公民产生了保护环境的权利要求，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更使国家具备了保护这一权利的物质手段。因此，国家应及时将这一应有权利奉为法律权利。而在现代社会权利法定原则下，环境权的法律化是使环境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也是国家担当环境管理职责的法律依据。 在关于环境权能否成立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③。 '否定说'认为，保护环境的确需要法律依据，目前法律在这方面存在缺陷，但只要扩大传统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以及更新侵权理论，就足以弥补传统法律的缺陷，不必要再确立一具概念模糊的环境权。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在没有全面正确地理解环境权的真正涵义，并在传统的以私权为中心的法律观指导下提出来的。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一项新的权利。 1、传统的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权理论及制度不利于环境保护。首先，传统所有权理论中，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人力能够支配和控制之物，而作为环境要素的空气、水体、野生动植物尤其是生态因不能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因而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其次，所有权作为一种自物权，是主体依法对自己的所有物享受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对与其无关的财产提出权利要求，据此，公民无权对环境要素提出权利要求。在这样的所有权理论下，公民是不可能提出环境保护的要求的。虽然在传统民法上也有他物权制度，因为其是作为所有权制度的补充，也难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因此，限制所有权、改变以财产所有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是环境法的首要任务。 2、人格权理论及制度关于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对于环境保护也是不足的，首先，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以对人身权的直接侵害为构成要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在大多情况下不具备这一特征；其次衡量是否造成生命健康权侵害的标准是医学标准，尤其是对健康权的侵害是以产生疾病为承担责任的标准。而在环境保护中，造成疾病已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最严重后果，环境法要以保证环境的清洁和优美不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作为立法目标，以环境质量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 3、传统的侵权理论围绕所有权和人格权的保护了确立了一系列保护原则难以适用对环境的保护。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故意原则、直接因果关系原则、时效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环境保护方面都难以适用。如果依照传统民法理论适用这些原则，其结果只能是使受害者得不到保护，致害者逍遥法外。这样的理论也显然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 尽管在现代民法理论中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差甚远：首先环境保护要以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为终极目标；其次环境保护要以整个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包括保护环境的优美和舒适；再次环境保护要以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要手段，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是难以补救甚至无可逆转的。因此，对环境保护而言防患于未然的意义远甚于'亡羊补牢'。这些都不是财产权、人格权、侵权理论及制度能胜任的，如果硬要传统的法律理论完全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那么只能使这些理论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变质变味，而且也难免挂一漏万，反倒使受传统民法制度保护的那些权利得不到妥善保护。因此，只有在新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环境保护制度才有利于保护环境，全面地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当然，传统的民法理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环境保护的观念，并在不改变其自身属性的前提下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环境权正是这样的为公民环境保护所需要，而传统法学理论与制度又未加规定的一项应有权利。我们可以将这一权利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地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它包括如下涵义④： 1、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因为地球并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它属于我们的后代，环境权应由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 2、环境权的对象包括人类环境整体。它既包括天然的环境要素和人为环境，还包括各环境要素所构成的环境系统的功能和效应，如生态效益、环境的优美舒适等。 3、环境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它可以通过列举而具体化。如在美国的一些州宪法中将环境权作了具体地规定，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免受过度噪声干扰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等；在日本的一些判例中列举的环境权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宁静权、眺望权、通风权、日照权、达滨权等。 4、环境权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也同时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是现代权利观的基本要求。 在环境权的'肯定说'中，学者们对于环境权的性质也存在不同认识，主要有四种学说： 1、人权说⑤。即认为公民的环境权是一项人权，或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日本学者松本昌悦认为：《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规定下来，环境权是一项新的人权，是继法国《人权宣言》、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 2、人格权说⑥。由于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而公民的环境权益包括了人身权益，又由于侵犯环境权的后果往往表现为对公民身体健康的损害，因此，有人认为环境权属人格权。在日本的一些判例中就将侵犯环境权的行为视为侵犯人格权，如1970年大阪国际机场公害案和1980年的伊达火力发电厂案的判决。 3、财产权说⑦。此说认为环境权是一种财产权，如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萨克斯认为，空气、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政府作为受托人有责任为全体人民，包括当代美国人及其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些财产，未经委托人许可，政府不得自行处理这些财产。 4、人类权说⑧。此说认为，环境权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或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共同享有的权利。 此外，关于环境权的性质还有财产权兼具人格权说等。 笔者认为：以上各种学说都揭示出了环境权的某个或某些性质特征，包含着对环境权的属性认识。但是人格权说与财产权说均只反映了环境权某一方面的功能特征而失之片面，人类权说则因为难以具体化为公民权利而失之笼统，至于财产权兼具人格权或人格权兼具财产权说则本身并没有确定环境权的性质。因此，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 首先，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已为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肯定。除《人类环境宣言》明确宣布了环境权外，其他如《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内罗毕宣言》等都对环境权作了阐述。1966 年12月9日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1条宣布：'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其本人及家属所需之适当生活程度，包括适当之衣食住及不断改善之生活环境。缔约国将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此种权利之实现，同时确认在此方面基本自由同意之国际使用极为重要⑨。 其次，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核心是生存权。环境是公民作为生物个体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和空间场所的提供者，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保证人类的生存繁衍，因此，环境权的最低限度标准不是单纯的医学上划分疾病与健康的标准。环境权不是公民个人对其择住环境的占有、使用、处分权，因而不是财产权；环境权也不是要求他人不直接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的权利，因而它也不是人格权。环境权始终以环境作为权利媒体，要求实现人类价值观的彻底转换，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新型权利。 第三，公民环境权具有作为人权的本质属性，这些属性可归纳为： 1、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确立和实现环境权是为了达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目的，正因为环境是每个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则正威胁着这种物质条件，才产生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对环境权的要求；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将影响这一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质量，环境权保护的结果表现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即通常所称的产生环境效益，环境效益也是这一代人和后代人可以共享的。任何人在当今社会都不可能脱离环境条件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独占环境利益。因此，环境权具有强烈的整体性，是通过个人权利形式体现的真正公共权利或'人类权利。'但环境权的整体性中又包含着个体性，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权，是人成其为人或继续作为人生存的权利，这是人的首要权利，是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不能受到限制成剥夺，剥夺了公民的环境权，就等于剥夺了人的生存基础。虽然其他权利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丧失，如财产权可能因处分而转移，公民的政治权利可能因受刑事处罚而被剥夺，而公民的环境权则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 。正是由于这种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使得环境权的行使，既可以是集体行为，也可以是个人行为；而对这一权利的救济，既需要采取公法手段，也需要采取私法手段。 2、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统一。环境权所包含的利益是多重的，其实现的目的是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每个人更好地生存，因而环境权所体现 的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的结合，环境权的这种属性，要求现代社会 中的人作为人必须与自然建立和谐、尊重的关系，必须克服利已主义倾向，改变功利主义的 环境观，'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 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换回的损害。反之，有了比较充分的知识采取比较明智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在一个比较符合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着较好的生活。⑩'正是因为环境权的这种利益多重性使它具有比其他法律权利更高的价值取向和人性标准，才产生了环境保护立法中的环境权保护的法律手段多样性、法律责任多元性的特征，前者如综合运用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手段保护环境；后者如法律责任的加重，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和责任追究的程序简化，等等。 3、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任何权利都是或应当是与义务相互依存的，而且权利的实现往往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的。环境权也不例外，在环境保护中，任何人都是权利主体，同时也是义务主体，不容许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容许存在无权利的义务。因此，每个公民的环境权是平等的，每个人在享受环境权的时候，都必须尊重和维护别人的权利。环境保护又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的，公民环境权利与义务的确定，都必须具有环境科学依据和符合生态规律，因此，环境权的权利与义务统一性使得环境法整体具有强烈的科学技术性。这种科学技术性表现为环境法律规范中的技术规范占有很大比重，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莫不与技术规范直接联系。 4、权利实现方式的多元性。环境问题的特点是污染和破坏容易，治理与恢复困难，有些环境污染与破坏如矿藏资源枯竭、物种灭绝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环境保护重在预防，防止危害环境的后果产生。与之相适应，环境权的保护也是如此，应将重点放在事前的预防上，仅此而言，环境权的实现方式也必须是体现以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环境立法除了通过加重法律责任、扩大环境诉讼的范围等消极措施保护环境权外，还要以广泛赋予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的积极方式，调动广大公民的环境保护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促进环境权的实现。 通过对环境权性质的分析，不难发现：环境权的人权属性是环境保护立法特殊性的根源。环境权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决定了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和环境法立法宗旨的公益性。环境权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统一决定了环境法律手段的综合性和法律责任的多元性；环境权的权利与义务决定了环境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生态性；环境权实现方式的多元性则决定了环境法结构体系的完整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环境权理论及法律化是环境法理论及实践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三、环境权的认识论基础 环境权是以环境为权利客体的，它的建立以人类的环境观为基础。环境权理论与实践在国外两度引起重视，莫不与人类环境观的变化直接联系。 人类的环境观是指人们对客观环境的看法和观点、观念的总和，它是人们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指导思想。人类的环境观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迄今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观念形态⑾。 第一阶段是人类畏惧自然、崇拜自然的阶段。这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发展低下，人类尚不能摆脱自然的控制和威胁时期的必然表现。此时的环境观为对自然力的畏惧心理和盲目崇拜的观念，要求人对自然的绝对服从。 第二阶段是人类无视自然、主宰自然的阶段。这是近代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为前提的，人类环境观的转变也以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为物质条件。尤其是在产业革命以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扩大，从而产生了无视自然、主宰自然的观念，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人类无限制地作用于自然和改变自然，拼命地向自然索取，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采取掠夺性的态度，不断地加剧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在这样的观念下，环境权是无从建立的。 第三阶段是重视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的阶段。环境危机的威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人重新认识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开始由无视自然的陈旧观念向重视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过渡，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发展的价值取向。在这种观念下，人类才有可能将自己的善恶观、良心观、义务观等道德观念扩大至自然界中的一切实体，并重新确立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物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从而产生了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才产生了环境权的要求。众所周知的《人类环境宣言》被认为是人类新的环境观产生的标志，而正是这个《宣言》明确宣布了公民环境权，这不能说是巧合，只能充分证明环境权是现代环境观的产物。 从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发表至今的二十几年间，国际环境保护掀起了二次高潮，环境权理论也经历了二次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环境观作为一次革命性变革，有与传统环境观的长期影响作斗争的过程；而环境权的实现，也要有'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这其中还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变过程。 七十年代初期，环境权理论提出之时，人类环境保护的视野开始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和单纯地科学技术手段难以奏效的现实迫使人类寻求管理环境的途径。《人类环境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已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认识它的自然因素及其变化规律，而且要认识它的社会因素及其变化规律。但是，认识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两方面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要将这两方面的认识统一起来，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在人们初步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社会因素后才提出了环境权理论并进行了研究，开始了立法实践。但由于当时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加之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后果尚未显现，局部地区严重的环境污染经过治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威胁感到舒了一口气，有些松懈。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环境权理论曾一度衰落。客观地说，在当时传统的环境观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环境权理论也不可能得到深入研究和大力倡导。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如博、帕尔毒气泄漏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墨西哥液化气爆炸、意大利塞维索剧毒性化学品泄漏等危害巨大、后果极其严重的污染事件频繁发生，过去长期以来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积累性后果开始显现为全球性酸雨、温室效应和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臭氧层破坏。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并且老的环境问题还在以新的形式出现，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人类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认真思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要求建立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正是在这样一种全新的环境观下，环境权理论重新受到了重视。 笔者认为，环境权理论研究的停滞反应了认识论上的局限性。过去研究环境问题分别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展开，而这两个领域认识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因此人要依赖自然，服从自然规律，在环境上尤其要服从生态规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因此，人是自然环境的改造者，而自然环境是被人改造的对象。可见，自然科学将自然环境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而社会科学将人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并且各自都有自己的根据和理由。而作为法学范畴的环境权，既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体现其调整人与人关系的特性，又要使这种调整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实现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目的。它所碰到的首要难题当然是对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的认识问题。不从世界观的高度，将环境问题纳入哲学视野，环境权理论也无从建立。 近年来环境理论与环境哲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环境权理论的哲学基础获得了新的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是一种依赖、服从关系，人作为生物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参与自然环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物质生产资料，要服从自然环境运动规律；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又是一种改造创造关系，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和最高产物，具有能动性，人以其心理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因素影响自然环境，通过社会劳动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变环境创造属于人的自然界⑿。可见，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一种既相互服从，又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统一的基础既不是自然环境，也不是人，而是人类的能动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环境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正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禁止或限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现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目的。 正是基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这种认识，我们才认为，现在的环境权理论是建立在全新的环境观上的全新理论，这种新的环境观至少包括如下内容⒀： 1、人类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富有智慧和知识的普通成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讲，人类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毁坏环境，就等于毁坏了自己。 2、自然界能够为人类发展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自然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因此，人类在寻求发展、改造自然的时候，必须自觉地约束自己，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3、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不只是某些拥有技术、将备和资金的少数人的财富和私人财产，它属于所有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因此，在环境面前人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享受良好环境与开发使用资源的权利，同时也都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保护与改善环境的义务。 4、环境与资源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当代人的，而且更应属于后代人，因为环境是我们从后代人那里'借'来的，今后总会有一天我们要将这些环境与资源还给他们。因此，当代人绝不能一味地、片面地、不公正地、甚至是自私地只是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应当在寻求当代人的利益与发展中保护好环境，为后代人的发展留下更加适宜的机会，确保自然资源的水续利用，实现人类持续发展。 5、人类应当及时、坚决、彻底地纠正以自然界主人自居，将自然界仅仅当作自己的仆人与玩物，把对自然界的破坏性改造当作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与标志的错误观念，毫不犹豫地将渗透在人类几百万年以来精心构造在历史文明之中的那些无视自然的愚味、野蛮的旧的文化观念及陈规陋习从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的遗产中分离出来，真正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规律客观要求的、现代化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的关系。 这种全新的环境观将从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从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可以预见，在实现由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社会发展模式向人与社会、生态持续协调发展模式转换的过程中，环境权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纵观环境权的理论与实践，它无论是作为一项应有权利还是法律权利，都有自身完整的涵义和基础。它是作为整个环境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的，同时，它的性质又决定了环境法的性质和特征，可以说环境法就是围绕环境权保护而展开的。但是，在研究我国环境立法理论与实践时，却明显发现存在对环境权的忽视。这种现象导致两种弊端；一是在理论上关于环境法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对现行法条的释义上，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理论成果；二是在立法上过于强调国家的环境保护权力忽视公民的环境权，使得公民的环境权保护要求缺乏法律依据，人们环境保护的积极性难以发挥，很难达到环境法保护环境，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目的。虽然，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现行《宪法》和《环境保护法》都包含有环境权的意义⒁。笔者却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环境立法的现状，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应有权利是可以肯定的，但它仅仅作为应有权利还不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使环境权法律化，使其能充分发挥健全环境法律体系、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公民环境保护积极性的作用。否则，没有公民的支持与参与，国家的环境管理将是管不胜管，防不胜防。笔者希望，对于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成果能够引起注意，并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环境保护立法有所裨益，在进一步加强环境权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中国的环境权法律制度。 说明：本文载于《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收入《司法部'八·五'期间优秀论文集》。曾获得司法部'八·五'优秀科研成果奖（1997），武汉市法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1998）。 ①本文所称公民环境权与环境权系同一概念，即环境权仅指公民环境权，不包括所谓的'法人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 ②应有权利是权利的初始形态，它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出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是主体认为或被承认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些，特指环境权为的狭义的应有权利，即应当有，而且能够有，但还没有法律化的权利，参见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第10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关于环境的理论研究，学者们有多种观点，将其进行分类，可归纳为'肯定说'和'否定说 '两种。 ④参见叶明照《自然保护中的公民环境权》，《中国自 然保护立法基本问题》第40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⑤参见《国外法学知识译丛》，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⑥野村好弘：《日本公害发概论》，康树华译，第293页。 ⑦程正康：《环境法概要》，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⑧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⑩《人类环境宣言》 序言六。 ⑾参见杨朝飞：《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思考与选择》，载《环境管理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244页。 ⑿参见张文然《现代环境理论的形成》及余昌谋《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环境理论与实践》第15～31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 ⒀参见《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3页。 ⒁参见唐大为：《试论公民的环境权利》，载《环境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