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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义亲历中国环境立法

  从俄语老师到法学学者，不变的是，他始终对工作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高欣 法治周末记者 陈磊

  6月的武汉已经渐显“火炉”温度。武汉大学法学院大楼里，却有着几丝清凉。在四楼的一间办公室，《法治周末》记者见到了王树义。

  作为环境立法项目的主持者，他很忙。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的他，似乎总是奔波于“对外做解释宣传”和“对内搞调查研究”之间。

  在这位曾经“广受欢迎”的俄语老师身上，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儒雅而睿智的人文气息。他总是微笑着，言语里处处流露着幽默和踏实。

  多了一只眼看世界

  转作环境法研究得益于导师韩德培老先生的点拨。当时王树义觉得，“导师指引的路不会错”

  1975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王树义留校任教。老师一做就是10年。“当时学生们都喜欢我，喜欢来听我讲课。”王树义笑着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武汉大学逐渐恢复研究生制度，王树义顺利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私法方向的研究生。

  选择法律，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家族成员中很多人都在从事法律工作。“他们都在公检法搞实务，那我就去搞研究好了”。

  选择国际私法。因为本科学的是俄语，王树义觉得，可以把俄语当成一个工具，来研究苏联和东欧的法律。

  那年，在报考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中，有很多都是学习语言出身的。除了英语，还有俄语、法语、德语和日语，等等。“我们这些小语种的学生PK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居然也都考取了。当时的导师韩德培老先生很重视我们。”王树义回忆道。

  导师韩德培老先生十分鼓励学生学习外语。“韩老先生跟我们说：多懂一门外语，就等于多了一只眼看世界。”王树义回忆说，当年，韩老先生鼓励他们这几名小语种的学生悉心研究自己精通语言的国家的法律。“这样就多了一片天地”。

  出乎王树义意料的是，在按国际私法方向进入武大法学院之后，导师韩德培老先生找王树义谈话，鼓励他转做环境法方向的研究。

  韩老先生告诉王树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现在开始做国际法，“很有前途”。而且，有外语的底子，可以很快和国际接轨。

  于是，王树义就这样转做环境法研究了，他觉得，“导师指引的路不会错”。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韩老先生当年的“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当时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韩老先生就已经具有如此前瞻性的眼光，他的思想高度实在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王树义的言谈话语中处处体现着对恩师的敬仰。

  当年，环境法的研究方向刚刚确立，给王树义他们上课的老师也分别来自一些自然科学院系，比如物理系、化学系、地理系等等。虽然显得有些稚嫩，但这也给学生们打下了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同时，作为本科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王树义还努力学习法学知识，并翻译了大量国外相关著作。在导师韩德培的鼓励下，学生们兴办内部刊物，将各自翻译和学习的知识互相交流。这为王树义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

  当研究生毕业时，全院应届毕业的研究生，只有王树义一人幸运地留校了。

  1991年，借着国家法学专业留学项目的契机，王树义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分别到莫斯科大学和基辅大学做国际关系学方向的访问学者。

  在基辅大学时，适逢苏联解体，中国方面开始着手建立乌克兰大使馆。

  这时，正担任着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的王树义引起了外交部的重视。刚成立的大使馆官员找到王树义，希望他可以参与到大使馆的工作中来。但武汉大学不希望当年留下的唯一研究生就这样白白“流失”掉。

  1993年初，时任中国驻乌克兰第一任大使的张震专门到武汉大学法学院“谈判”，结果是“只借不调”。

  就这样，王树义暂时放弃了法学学者的身份，在大使馆专心做起了一等秘书。这一做就是三年多。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王树义并没有放弃对环境法的研究，只要有时间，他还是会看些自己本学科的资料。1997年，刚卸任回国的王树义听说“博士制度实施了”，便跃跃欲试。

  当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有环境法的博士学位授予点。这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王树义的目标。结果一试即中，还考了个状元。

  到了北京大学，王树义依然刻苦勤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

  1999年，王树义回到阔别了八年的武汉大学，安安心心地做起了环境法研究。

  立一部法通一个学科

  每参与制定一部法，无论是立法、调研，还是修改、提专家稿，他都会到实地去进行详细地调查，查阅相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请教专家

  王树义总是很忙。作为国内环境法的专家，他和他领导的团队———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研究所总是接受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法立法及修改工作。

  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到土壤污染防治法、森林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几乎每一部环境法方面的立法筹备和后续修改工作，都少不了他们的参与。

  提到已经领导了八年的环境法研究所，王树义掩饰不住内心的喜爱和热情。“我们所是全国最早的15个人文社科基地之一，当时法律专业只有两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刑法教育基地和我们这个环境法教育基地。这体现的是国家对环境、对环境法的重视”。

  在王树义办公室的书柜上，有几排都是他领导团队参与调研的各项立法工作的成果。他兴致勃勃地拿出几本给记者看，并简单介绍着当时法律出台的背景。不同的法律都用不同颜色的封面来区分，查阅起来颇为方便。

  谈及最近在研究的主要立法课题，王树义说到了长江法的起草。“这部法律很重要，你想，整个长江流域生活着4亿多人口，占全国整个GDP的40%。长江要是无法得到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接着，王树义十分认真地谈了他的目标———“一江一法律、一河一法律”。

  除了长江法的起草工作，最近，王树义还主持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法》的立法后评估。“我国现在一共有118个资源型城市，现在已经有相当一批变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或‘资源衰减型城市’。我们刚接手的时候对这方面也不太了解，于是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概念入门，并参考了德国鲁尔工业区和日本九州工业区的资料和相关立法情况。可以说，是很艰苦的”。

  当然，王树义近期主持的还有森林法的立法修改项目。“我们要首先研究我国现在森林的状况和森林业的需求，还要研究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使法律适应从经济林业到生态林业、从部门林业到社会林业的转型。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考察进去”。

  对于王树义对各个法律及其所涉及学科的精通，记者感慨道：“那您还真必须是做一部法律，就得精通一门自然科学啊。”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王树义笑着说，起身将办公桌上放着的一份PPT讲稿拿给记者看。“这是我给环保局讲水资源问题时用的，你看，前面相当一部分都是水和水资源的介绍。现在，其实只有0.2%的水资源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如果我们再不珍惜水资源，用一句广告词变换一下说法那就是：你所见到的最后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王树义就是这样，每参与制定一部法，无论是立法、调研，还是修改、提专家稿，他都会亲自或组织基地人员到实地去进行详细地调查，查阅相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并请教涉及学科领域的专家。“再艰苦，也一定要全面地将问题搞清楚，社会总在变，法制建设要跟上这种变化”。

  应急专家组唯一法学家

  “我们的任务就是随时待命，哪里需要我们当中的哪位，他就去出现场”

  谈及今年1月份刚成立的“国家环境应急专家组”，王树义解释说：“这个小组的体系框架刚刚搭建起来，我们第一批只有26个人，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作为一个专门负责为全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专业咨询、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的专家小组，第一批的26名成员中大部分都来自自然科学领域。“我们的任务就是随时待命，哪里需要我们当中的哪位，他就去出现场。”王树义幽默地说，“到现在我还没有出过现场。这证明我们的环境突发事件还不严重，还没有涉及到法律问题这么严重的地步。”

  从1981年中国环境法研究起步至今，王树义几乎成了环境法立法三十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谈及当前的中国环境立法，王树义说：“虽然年轻，但发展速度快。”

  王树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到目前为止，我国环境法方面的立法已达23部，法规五百多个，政府规章条例已有一两千个。

  “但司法的效果不够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王树义说，就在前不久，有澳大利亚一行14人的考察团专门找他讨论中国环境法的问题。“他们让我用一句话来回答中国目前环境和环境法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那怎么可能？太复杂了。”

  王树义觉得，这个问题有很多原因。“首先还是立法问题。早期的立法线条都比较粗，实际操作起来没有抓手；其次是环境行政执行方面的问题，有些人的环境法制意识淡薄……”

  “第三就是司法介入。这也就是我最近正在大力推进的司法专业化工作。比如环境法专门委员会的建立、积极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等等。通过司法介入和行政救济，我们的环境法司法实务就会比较完备了”。

  自导师韩德培老先生三十多年前的点拨至今，王树义一直坚信环境问题和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欣慰的是，他也慢慢体会到了国家对环境法制建设的愈发重视。“你看，现在的干部考核制度中，加入了环境指标；在官员们的政绩考核中，也加入了绿色因素”。

  “我们的法律已经够多了，现在该是关注司法实务的时候了。”这也是王树义未来将关注的重点之一。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