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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倨后恭，北大距离“野鸡大学”还有多远？

  北京大学在北京的高考录取工作日前结束，北大在京实际录取人数比计划招生人数增加了112人，扩招比例超过40%。北大招生办解释，如此大比例扩招是因为北京考生报考踊跃而且生源质量非常优秀。(7月12日《京华时报》)。

  北大在京大幅扩招的理由是“北京考生报考踊跃”且“生源质量非常优秀”。前一个理由根本不是理由，因为外地考生报考北大同样很踊跃，准确地说是更加踊跃，在那些偏远贫困地区，一名考生考上北大可以轰动一个甚至几个县，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往往寄托着成千上万学子的梦想，他们眼巴巴地企盼北大多赐予一个招生名额。北京“生源质量非常优秀”这个理由同样站不住脚:北京高考是单独命题，其录取分数线及考生成绩与其他地方没有可比性，北大招生工作并没有面试环节，同样只是看高考分数，凭什么认定北京的生源质量比其他地方优秀呢?

  当然，北京中小学的素质教育搞得比较好，北京考生的综合素质整体上比较高，这似乎能够成为北大在京扩招的一个理由。可是，考生的“素质”究竟指什么?笔者想起了北大校长周其凤去年11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学生的素质要全面考量，“不能一谈到素质就是唱歌好、跳舞好，农村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群体中成长起来，他们更知道尊重别人，更能吃苦，更知道感恩，这是比会背一些诗歌、多解一道数学题更高的素质。”周校长这番话说得深刻而大气，考生的综合素质不仅指文体特长、见识谈吐，还应该包括意志品质、心理素质、吃苦耐劳、孝敬父母等软指标，我们不能仅以城里人的标准去衡量农村考生的素质，正如不能仅以农村人的眼光去衡量城市学生的素质。问题是，说是这么说，能否将之落实到招生行动中呢?

  目前我国名牌高校里城市学生的比例高达80%，农村学生的比例仅为20%，即使农村考生的综合素质果真比城市考生差一些，那也是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分享了较少的教育资源所致，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已经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为了弥补这种不公平，高校招生应当努力向农村考生倾斜、向落后地区倾斜，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在此，还要提一下唐骏的“学历门”事件，多位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表示，他们曾在北大参加学习班获得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并称西太平洋大学曾向他们出具加州政府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所签发的办学资格证明。被誉为“野鸡大学”的文凭贩卖工场居然牵连上了我们的全国最高学府北大！(10日新京报)

  尽管北大方面否认与西太平洋大学合作过，但越来越多的娱乐、商界、学界的名人自曝在北大就读拿“西大”文凭的经历，已经让北大很难撇清与“野鸡大学”扑朔迷离的关系，像北大这样的顶尖学府与境外“野鸡大学”合伙贩卖文凭，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高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可我们的热情和精力却并不放在教书育人，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端人才，而在私下里做着迎合社会功利需求的买卖。北大尚且如此，我们还能奢谈什么国际一流？ 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北大无疑需要坦诚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而不是苍白无力的辩解。如果不能给出一个令公众信服的“交代”，如果不矫正功利办学模式，形象受到伤害、陷入信用危机的将不只是一个唐骏，也不只是一个北大，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出路和希望将变得更为渺茫，没准最终自己也将沦为“野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