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尊敬的领导、老师、同学：

下午好！

我自1988年在韩先生门下学习，1993年博士毕业后留校在他的指导和熏陶下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跟先生做过多年的科研助手。对于韩先生的为人、为事、为学，我想分别用大爱无疆、大智大勇、大师风范来概括。下面介绍一些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为人：大爱无疆

1．爱生如子

许多人都说韩先生“爱生如子”，我经历的几件事情足可以说明。在2001年10月的某一天下午，我正在韩先生家汇报工作，突然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拜访他。进来后问韩老是否记得他，韩老想了一会儿，竟然正确说出了他的名字，来人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得知：这个人是武大法律系51级的本科毕业生，回来参加毕业50周年的活动，通过法学院找到先生的地址后就直接登门拜访，没想到50年没见面，先生还能认出他！我当时非常震撼，我想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先生记忆力超常，更是因为他心中有学生！

1982年，先生招收的硕士研究生黄丹涵作为公派留学生派往法国留学。70多岁高龄的先生当时承担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研究任务，但先生对黄丹涵的每一封信都亲笔一一回复，指导她在法国的学习、生活和研究工作，帮助黄丹涵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领域“国家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这些信共有16封，黄丹涵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着，它们是先生爱生如子的见证。

今年2月底，先生因病住院治疗，病情时好时坏。5月12日，已住进重症监护室的韩老突然提出要见他的学生、我院青年教师徐祥博士，由于徐祥当天有课不在医院，韩老就请陪护转告他3件事：一是自己带的5名博士生原定于5月30日论文答辩，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认真修改；二是一位很有才华但学业时间延长的学生，希望她能顺利通过答辩；三是今年刚招收的博士生，面试情况如何。当晚，韩老病情加重，从此再也无法说话。可以说，先生最后能够清晰说的话都是对学生的牵挂和爱。

事实上，先生不仅关心自己的学生，就是对法学院甚至外校的后学也是爱护有加。200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曹建明教授来武汉开会，我陪同他到先生家拜访。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当年曹建明还在华东政法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来武汉大学收集资料，近80岁高龄的先生不仅给他提供了方便和帮助，还在先生家里亲自指导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所以，曹检每次来武汉，不管多忙，都要到先生府上探视。

2．爱校如己

先生自1946年来到武汉大学，一直扎根在珞珈山。从1957年开始，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同那个年代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先生遭遇了政治迫害和打击，历经两次劫难，忍辱负重地消耗了人生中最珍贵的岁月，被免去了一切职务，遣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其间虽然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并在学校领导的干预下回到了武汉大学，但没能回到他热爱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上。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度过了整整20年的政治屈辱、学术沉寂时期。我曾多次问先生：“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蒙冤20余载，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武汉大学？”先生总是笑而不答。但在2005年法学院为先生主办的95岁华诞的庆祝会上，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们答案。他说：“武汉大学的法学在解放前就很有名，所以，当周鲠生校长约我来武大任教时，我就答应了。后来，浙江大学想聘我去担任法学院院长兼法律系主任，因为与周校长有约在先，就不便去了。到武大以后，我发现图书馆的法学资料很丰富，外文书刊几乎应有尽有，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呀！几十年来，武汉大学的法学一直保持了这种优良传统。所以，大家要树立‘久居’观念，就是要把珞珈山作为自己‘永久的家’。你看，我尽管受到了一些挫折，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还很长寿！”可以说， 60多年来，先生象爱护自己一样爱护、关心武汉大学，就像人不会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而不爱自己一样，先生也总是把学校的名誉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3．爱国如家

先生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思维和世界影响的法学家，对涉及中国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事情，他总是据理力争，初步不让。例如，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包括宝山钢铁厂、南京抽丝厂、山东化工厂、北京东方化工厂等在内的若干重大进口项目，因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动，难以对日本、德国外商履约，要中止这些项目。面对外商巨额索赔的严峻形势，先生受国务院进出口委员会引进局的邀请，赴京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接到通知时，时间已经很紧，先生连续几天查询资料，认真准备。先生在北京会议上全面分析了所面对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具体提出了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之所以如此处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他援引和解释了有关国际条约和外国的法律，指出：国家政策作出调整和发生变化属于非中方所能控制的障碍，是中方无法预见的，由此导致中方履约不能、给付不能，与违反合同是不同的；在赔偿问题上，中方只能给予适当补偿，而不是充分赔偿，只能根据对等原则，补偿部分直接损失，而不应补偿间接损失，不能听任外商漫天要价。当时，有位领导表示“准备拿出××万两黄金来赔”。对此，先生在会上指出，我们要精打细算，不宜大手大脚，只图方便省事。我们的农民要花多少血汗，才能生产到一百万、两百万美金的农产品呀！我们要据理力争，能够少赔一分钱就要少赔一分钱。先生还就如何考虑“适当补偿方案”提出了相当具体的意见，他建议中方应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科学论证，尽可能克服困难，作出调配，要避免一哄而起，一哄而下，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各个项目的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具体考虑，采取缓建或合资等办法尽量保留一些项目，以尽可能减少损失。先生和其他专家提出的意见，经有关部门采纳使得我国在对外赔偿问题上减少了几亿美元的损失。此事后被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为社会科学同样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范例，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国宝”。

二、为事：大智大勇

我在韩先生快80岁时才有幸与他交往，他年轻时“大勇”的事，媒体和有关书籍已有不少记载，因时间关系，我只谈谈“大智“的事。

1．知人善用、用人唯才

先生在担任法律系负责人期间，爱惜人才，爱护学生，知人善用、用人唯才，这种思想境界在晋升教师职称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马克昌先生曾告诉我，“1983年，在韩先生的支持下，马先生由1979年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何华辉同志业务能力很强，韩先生慧眼识珠，将他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张泉林同志不久也得到晋升。随后，他们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最令马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先生对待某教师职称的晋升。该教师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有过伤害韩老师的言论。1983年研究提升某教师的职称时，韩老二话没说，完全支持，该教师的副教授职称也就顺利解决了。事后，韩老对马先生说：反右斗争时，某某虽然说了不该说的话，但那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当时的形势嘛！这就是先生的用人智慧：心胸开阔，大度容人，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2．注意整体，讲求公道

对一个单位或者学科的发展，韩先生非常注意不同学科和方向的平衡，强调整体水平的提升。以国际法研究所为例，该所之所以一直保持着国内第一的领先地位，与先生一直注意3个学科方向的齐头并进，同时强调它们之间的交叉与融和的思想分不开的。直到现在，像武汉大学这样布局的国际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1995年，在法学院决定申报博士点时，民法、经济法和环境法都在争取申报，韩先生创立了环境法学和环境法研究所，当然希望申报环境法博士点。当法学院和学校决定先由民法和经济法联合申报民商法博士点，下一轮再申报环境法博士点时，先生二话没说，完全同意。这种战略安排使武汉大学分别在1996年和1998年成功取得了民商法博士点和环境法博士点。

另一个很有智慧的安排是，1999年在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考虑到环境法研究所的体制和办公场所有优势，尽管其学术水平和影响与国际法研究所相比相对较弱，学校领导和先生决定由环境法研究所先申报，更具竞争力的国际法研究所第二论申报，结果，两个研究所分别在1999年和2000年都获得了成功。所以，2000年全国共有6个法学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便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2007年9月，学校决定让我接任法学院院长以后，我到先生家拜访。他既没有和我谈国际法的发展，也没有谈环境法的发展，只是谈了法学院的整体发展，并特别提醒我要注意国内法有些学科面临的困难，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3．言传身教、身教为先

先生曾在法学院的一次开学典礼上说，看一个人如何处理公私关系，可以把大公无私的人称为圣人、把先公后私的人称为伟人、把公私兼顾的人称为好人、把先私后公的人称为常人、而损公肥私的人当然是罪人。他希望法学院的学生最起码应该做一个公私兼顾的好人，争取做个先公后私的伟人，并向大公无私的圣人看齐。这也就是先生做事的准则。

先生育人很强调身教。我和先生有21年的交往，他从没有批评过我，我也没有看到先生批评过其他学生。他总是采取很自然、很巧妙的方式说出他的看法和要求，只要学生是个有心人，认真去体会，就一定能够受到教育甚至震撼。先生对学生不仅平易近人，还对所有的学生，不管是不是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也不论学生地位的高低、年龄的大小，都一视同仁。他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总是从鼓励的角度鞭策学生，使他们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回想起来，我个人就得到先生太多的教诲和提携。在我做教授以前，他总是鼓励我在学术上要大胆创新；当我担任了国际法系、国际法所和法学院的部分行政工作以后，见面后总嘱咐我要公正工作、大胆管理；随着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加重，先生时常提醒我要注意锻炼身体。甚至在他今年住院期间，我每次去探视他，他总要嘱咐我：“你现在的担子很重，一定要注意身体！”先生就是这样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情况指导他们为人、为学和为事。对于后学，先生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比如，2007年，先生组织修订了他主编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国际私法》，我只是协助作了一些统稿工作，先生坚持要我作副主编，我很惶恐，推辞不做，他就亲自给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宋军写信，要求在出《国际私法》第二版时把我作为副主编。先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鞭策我，希望我不懈努力，像他那样既教书，又育人；教书侧重言传，育人依靠身教。

三、为学：大师风范

韩先生经常讲，他希望在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中出现像奥本海、庞德那样的法学大师。其实，尽管耽误了20年最好做学问的宝贵时光，先生仍然不愧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学大师。因为：

第一，他有大师的眼光。这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立环境法研究所，构建中国环境法学科体系，90年代为保留环境法学在中国法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所作的努力，1999年获得“地球奖”，以及今年11月份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环境法学院在武汉大学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大会专设立一个单元纪念韩先生，与会100多位外国环境法专家一起在法学大楼前种植纪念树等事件中，可以看出先生的眼光和他在国内外的影响。

第二，他有大师的胸怀。先生对后辈总是大力提携，希望自己的学生、法学院的教师、乃至中国的年轻学者能够尽快成长，从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和地位。例如，我们法学院在2008年引进易显河教授时，计划给他高于先生4倍的工资待遇，有人担心先生有想法。当我们向他汇报时，他不仅没有任何意见，还鼓励我们大胆引进，不要有任何顾虑。

第三，他有大师的成果。先生不仅精通4门外语，研究的领域还非常广泛，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和环境法等多个学科，特别在国际私法、环境法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建立了中国的环境法学体系和新中国国际私法的新体系，影响了几代法律学人。这些广博、精深、创新的成果是他一生以学术为第一生命所取得的。

四、给我们的启示

毫不夸张地说，韩先生具有严谨敬业、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大师风范。他终生都在践行武汉大学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昨天下午，在武汉大学韩德培法学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我们播放法学院学生自发制作的介绍韩先生的8分钟视频，感动了所有与会者。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在法学院的网站上，如果您有兴趣，请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