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外对话订阅号，作者李婧

解振华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1991届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

作者：李婧，自由撰稿人，关注环境与气候议题。曾是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访问研究员，前南华早报和中国日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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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UN Photo/Zach Krahmer

本周，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抵达马德里，开启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5)的下半程谈判，熟悉的面孔中没有出现解振华。这位十多年来一直领衔中国气候谈判的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此次交棒给了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由后者率领中国代表团进行关于《巴黎协定》下一阶段的谈判磋商。

多个渠道的信息显示，解振华已卸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的职务。他自2007年以来一直领导着中国的气候外交，并代表中国参与并塑造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轨迹。

过去十年，中国在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年温室气体排放国。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为自己的排放权辩护的被动位置，转变为积极主动走上低碳发展道路，并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建设性参与者。这种转变虽然是一种国家战略选择，但无论前同事、谈判对手还是民间组织代表都认为，解振华作为推动者的个人作用不可或缺。

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解振华于2007年成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201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将气候变化相关职能划拨给生态环境部之前，发改委一直是中国气候政策的制定部门。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解振华以坦率、强硬而闻名。在2011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他曾多次与富裕国家正面交锋，就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不合理减排要求提出抗议。当时，这一情景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广泛传播，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场景是解振华作为中国最高气候谈判代表的早期生涯的重要注脚：在捍卫“中国发展权”方面，他是一位坚定的谈判者。在决定国际气候进程的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之前和之后的几年里，中国与发达国家就如何分担全球变暖的责任展开了激烈、有时带有贬损意味的辩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僵局尤其严重，当年两国共同排放了全球近40%的温室气体。哥本哈根峰会最终以一份政治声明和深重的挫败感而草草收场，并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

中国和美国对哥本哈根谈判的评论更为尖刻。解振华批评富裕国家“图谋分化发展中国家”，而2009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的托德·斯特恩则将此次峰会描述为“恼人和混乱”。

坚定但务实

尽管一开始的工作关系剑拔弩张，解振华和斯特恩还是建立了良好的私交。他们曾互相访问各自的家乡天津和芝加哥，甚至一起观看了一场棒球比赛。他们称彼此为“老朋友”。

斯特恩在接受中外对话专访时说：“他性格活泼，有趣，有幽默感，喜欢笑。我对他的初步印象就很不错。”

斯特恩补充说，中国和美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分歧很大，这自然就使解振华和他自己在各种问题上难以调和，甚至会发生冲突，但多年来，他们知道彼此的红线在哪里。

“他对谈判议题了如指掌，对自己所认为的中国利益非常保护。”

解振华在2014年中美最终达成关于减排目标的共识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共识的达成最终为《巴黎协定》的顺利通过铺平了道路。关于促成这个关键转折的因素，解振华对媒体表示：“(中美)各自自主决定减排目标，让彼此感到舒适。”

斯特恩称解振华是一位坚定的谈判者和优秀的倾听者。这些品质帮助他赢得了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同行的信任。当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他可以使事情顺利解决。斯特恩说：“他能够说服其他发展中国家。我想没人比他更有影响力了。”

去年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年度气候大会进入最后几个小时，由于巴西的反对，各国未能就全球碳市场机制的条款达成一致，有关落实《巴黎协定》的讨论陷入僵局。按照联合国谈判的惯例，即“所有的问题达成一致以前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达成”，整个方案有崩盘的危险。

解振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会议主席委托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各方进行沟通。“经过6个小时的讨论……我们终于克服了达成妥协的最后一个障碍，”即将碳市场讨论推迟到今年的气候大会，以便让《巴黎协定规则手册》获得通过。

气候变化的坚信者

斯特恩说，虽然解振华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毫不含糊（每个谈判者都会这样做），但他也非常关心环境问题。他说：“我们可能对需要采取什么气候行动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从不怀疑他对气候变化的关心，并希望有所作为。”

在中国气候界，解振华以其在气候问题上倾注的个人心血而闻名，这种关心远远超出谈判桌的范围。他曾多次访问图瓦卢和斐济等小岛国和两极地区。他在最近一次对清华学生的演讲中说：“我亲眼目睹了气候变化对冰川的影响和北极熊的苦难。”

在他的任期内，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逐渐从为其“排放权”辩护转向将低碳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2009年前后主导中国媒体的老说法（“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崛起的阴谋”）在随后几年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对“能源革命”日益高涨的呼声，对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投入，并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尽管过去两年煤炭消费有所反弹，但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已不会再回到2013至2014年的煤炭消费峰值。此外，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已从2005年的72%大幅下降到2018年的59%。

如此重大的能源政策转变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迫使中国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的还有不断恶化的空气污染危机。但是，多位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变化离不开解振华个人的贡献。

作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能够将国际气候压力转化为推动国内气候政策改变的动力。作为一名部长级官员，他的个人威望在创建全国碳市场等关键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说：“解振华的职业生涯将因其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领导和奉献而被铭记。他的努力证明，一个坚定的个人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并塑造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这或许是他留下的最大财富。”

更开放的姿态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也促使中国重新思考其在国际谈判中的态度。在解振华的任期内，建立了中国代表团与国内外民间组织和媒体进行常规对话的机制。

“在解之前，中国的气候谈判代表们并非完全不可接近，但这通常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喜好：有些人愿意谈，有些人不愿意，”一位从2004年开始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资深民间组织工作者说。“但是在解振华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机制来确保每年都会举行这样的对话，这大大促进了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

图片来源：Stefen Chow

时任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协调员的毕欣欣曾撰文描述，国家发改委当时“缺乏必要的自下而上的支持和经验，无法将气候变化政策纳入主流，推动低碳发展”，这使它有意愿听取国际民间社会的实际经验。

“这种对话从国际谈判延伸到国内议题，如气候变化立法、低碳城市试点进展以及中国最近启动的排放交易体系，”毕欣欣写道，他指的是为全国碳市场铺平道路的区域碳市场试点。

解振华一向乐于回答问题，并在年度气候变化大会上举行媒体吹风会。这种可接触性在中国的部长级官员中很少见，而且开创了一个先例，许多人认为它提高了中国气候决策的透明度。

交出接力棒

解振华作为中国最资深的气候谈判执棒者的生涯已经结束，但他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2017年，他把自己获得的吕志和奖的奖金(2000万港币)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希望能帮助培养中国下一代气候领袖。他目前担任清华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角色已移交给赵英民副部长，他在上世纪90年代解振华担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时就已与解振华“并肩作战”，并多年负责环保标准和污染防治。目前并不清楚中国是否会保留“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这一职务。相比部委的领导职务，这个“特别代表”头衔拥有更广泛的授权和更大的外交灵活性。专家认为，是否保留这一职务可能会影响中国气候外交。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必须在减排承诺上做出进一步提升，以实现《巴黎协定》 2摄氏度的目标。

在解振华卸任特别代表后，中国代表团是否会以解那样的开放姿态对待媒体和民间组织还有待观察。

然而，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与国家发改委相比，生态环境部对中国能源体系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尽管近年来生环部已经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体系监管污染物的达标排放，但碳排放在中国还没有被作为污染物进行监管。

随着中国国内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逆风”，低碳转型的前景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气候“代言人”，在政府内部讨论中推进气候行动，并在全球讨论的关键阶段代表中国，促进《巴黎协定》的执行。

转载自“中外对话订阅号”微信公众号

原标题为“解振华和他留下的气候外交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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