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于澳洲的桃金娘科桉属植物（eucalyptus），音译为尤加利，是近900多个亚种、变种的总称。广为人知的桉树包括蓝桉、赤桉、细叶桉、大叶桉等， 最先是作为观赏植物由意大利公使于1890年引入晚清宫廷， 后因“生长迅速、干材挺直，材质坚硬、利用价值宏大”逐渐扩种到接近原种生境的广州（1890年）、福州（1894年）、昆明（1896年）、西昌（1910年）、合浦（1920年）等南方地区，与另外两种更有气候普适性的优良行道树种（美国洋槐和英国悬铃木）构成晚清民初中国城市植景“异域”情调——北平五月槐荫绿海、沪上租界梧桐大道、昆明海埂桉堤……见证晚清以降，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如何在风景层面一步步全球化自己的都市植被（vegetation cover），确言之，外观。

作为世界三大最优速生树种之一，桉树的用途范围和经济价值远超杨、松，备受中国政治家、经济决策者以及林农学家的青睐。经由晚清外交家吴宗濂（1856-1933）引介、广东军阀陈济棠（1890-1954）倡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委员长（1886-1976）等人力推，加上侯宽昭、祁述雄、谢耀坚等几代（桉）林学家努力，桉树渐由观赏植物、道路绿化树跃升为中国现代林业的主力树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基本国策、木材和纸浆巨大需求及延伸利益的驱动下，中国桉林、桉园、防风桉林带等不断扩大，高速发展，到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种植面积已达440万公顷，分布于大陆19个省600多个县市，超过印度，仅次于巴西。经过120年的引种、归化和推广，原为澳洲本土植物的桉树重塑了中国南方诸省甚至一些北方地区（如陕西汉中）的植物群落，在提升乡村经济水平，造福于国计民生的同时，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埋下将要激发公众焦虑的环境难题。

自然地，一如公元前二世纪张骞等引入汉土的伊朗苜蓿和葡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转给我们的美洲作物烟草、玉米、甘薯，土豆，澳桉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存在，并入植物交换引动的文化汇流（transculturation），嵌入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潜入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想象——沈从文、林徽因、冯至、于坚、李浔等人笔下的尤加利或桉树书写佐证：一个群体从另外一个群体引入一种事物或植物，“人们会通过适应、改造记忆混合的方式让其本地化，从而适应自己的需求和境况”， 进而内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近二十年来，澳桉引发的争议和舆情却是那些自汉朝以来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外来植物所未遭遇过的。部分拜密集、交互、广泛的新媒体传播方式所赐，围绕挺桉、限桉、禁桉、复种所展开的多方博弈和争议逸出林业、经济、环保范畴，演进为公共话题甚至激推出社会事件，由此引发的公众口述、描述、评论、权威部门的政策背书、利益方的专业修辞或广告、生态学家的数据、环保主义者的抗议等与相对超然的文学书写构成了一种“复调”话语现象，各个声部互相搏斗、追逐、缠绕、分异、汇聚，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受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基于物种（植物）大交换的全球环境史和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以植物为中心的跨学科批评（critical plant studies）启发，结合近年风景类型研究的新进展，笔者开始关注被誉为“造林嘉木”“未来之树”“绿色黄金”“奇迹树”的澳桉如何逐渐取代中国乡土树种，撑起1/4的中国森林工业；观察不断扩散北移的人造桉林如何消减东南沿海、西南山区、中南丘陵不同地区原生植物群落，将西方曾经垂涎的植物多样性天堂，从云南楚雄到广西十万大山再到四川金沙江河谷同质化（homogenize）为单调高产的全球性林业景观；追踪澳桉如何被各种传媒拽进公共话语空间，渐渐被描述为“抽水机”“吸肥器”“霸王树”“灾难树”“亡国树”……，在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同时，又引发桉树学家集体性“焦虑”：后者担心媒体与公众共谋的“社会偏见”将会危及中国的木材安全；思考中国文学家对外来桉树的想象与澳大利亚的本土桉树崇拜是否有共通之处？抑或大相径庭？各自的想象和表述在一部全球视野的桉树文化史里具有何种意义？……在有限篇幅里，本文暂且锁定四个方面：爬梳澳桉引种史料和劝种话语，综述当代媒体的倾向性观点，分析公众对于单一桉林的感知，比较抗战期间旅居云南的学者和作家的桉树书写，试图呈现晚清以来中国如何接轨世界造林体系来应对自己的环境难题；如何因单一的桉树种植而卷入全球性生态同质世和文化后效之中；以及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桉树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甚至文学想象。

一

全球化诞生于哥伦布大交换。大交换时代，欧洲博物学家，或者说，植物猎人成为时代英雄：他们勘察那些所谓未知或处女疆域，“发现”欧洲感到陌生和不曾拥有的植物——从贵重的经济植物（如豆蔻、橡胶）到药用植物（如大黄、金鸡纳霜）再到观赏花卉（如热带兰花、云南高山杜鹃），甄别和命名植物属种、功用、价值等，确定它们与欧洲的归属关系（通过引种、归化、培育新品种、建立海外种植园等）——这种植物学的帝国野心源自并成就了克罗斯比称之的“生态扩张主义”。

英国邱（Kew）植物园的创始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是英雄的英雄。1770年，他跟随库克船长“奋进号”首航太平洋，在澳大利亚植物湾一带收集到大量标本，包括他称之为黏胶树（gum tree）的桉树，后来被法国植物学家德•布吕泰勒（L'Héritier de Brutelle 1746-1800）根据其隔膜包裹花蕾（cap covers bud）的形态命名为eucalyptus。

班克斯是一位精明而有远见的贵族植物学家，毕生致力于将异域植物转化和开发成帝国可获暴利的经济作物，例如，“将南太平洋的面包果树引入西印度群岛，将茶从中国引入印度。”然而，他并未预见桉树将作为澳洲唯一回馈旧世界的物种，会“全球化”世界林业体系及关联经济，更不会前瞻这次“乍然相逢”的生态后效：自19世纪初开始，桉树凭借其生物优势，远播、扩散，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大规模入侵”120多个国家，包括距离澳洲万里之遥的晚清中国。

当速生易栽的桉树郁蓊于一度沦为“秃赭山地”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成为意、法、西、葡诸国“食利不已”的新富源，曾经排名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大清正临近崩溃：内外交困、国弱民贫，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尽管政治制度本身已经积重难返，但一批有识之士依然对实业救国充满幻想——如果说，16世纪中期经由东南亚传入的美洲农作物引发了中国“粮食生产的革命”，帮助入关不久的清政府迅速巩固了远离传统麦稻产区的地方统治，那么，帝国末年，从洋务运动的领袖（如张之洞）到戊戌变法的中坚（如康有为），甚至力挺祖制的遗老（如罗振玉）则寄希望于“广兴艺植”，重振中国林业，进而达成富国裕民的目的。这一时期，时有“振兴林业策”（罗振玉，1900年）“论林业”（佚名，1904）“林业宜推广说”（佚名，1904）“论我国急宜振兴林业”（佚名，1907年）之类的建言见于《农学报》《商务报》《广益丛报》《牖报》等，主旨不外“林业亦为生利之大端”、“富民之政虽多，非先振兴林业不可”等等。1906年，御史赵炳麟上奏光绪皇帝：

近日英、美日本列邦，其所以图富强者，事不一端，而尤以农林为先务。盖农林者工商之母，财富之源，故必设专学以研究之，立良法以维持之，使国无旷土，野无游民，悉合我国古时王政也。中国农林废弛久矣，……皇上念本图，重民食，特立农工商部，意在举孟子所述王政，见之实行，且参用东西各国新法新理，我国转贫为富，化弱为强，此其关键。

赵氏颇能代表晚清民初知识阶层的“时代情绪”：焦虑和乐观。焦虑于林政不修所带来的环境危机：森林资源枯竭，民生凋敝；乐观于造林十年即可获利，国运回春的前景。这种情绪甚至感染到负笈美国深造林学的陈焕镛（1890-1971）。1911年1月，他在《中国留学生月报》发表“中国林业”一文，将中国林业的兴衰与文明的存续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所面临的林业困境都不及中国的巨大。在危及她的繁荣、未来及生命的各种事务之中，林业困境最为紧迫也最具破坏性。然我国讲求林业者寥寥无几。造林不容耽误，毕竟焕然改变濯濯不是一日之功。”在此语境之下，有识之士逐渐达成“振兴林业、选种为先”（梁希语）的共识。他们一方面向外广求“繁殖易、生长速、用途广”的经济树种，如美国刺槐、楸树、英国梧桐、巴西橡胶等，一方面向国内民众推介良种的性质、用途及栽培方法， 冠名“劝种洋槐”“劝种梧桐浅说”“劝种杨树浅说”之类的科普文章风行一时，而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引种桉树的专著，吴宗濂辑译的《桉谱》由商务印书馆代印，附录的桉树照片首刊于1910年的《东方杂志》，并以“劝种桉树”的标题重刊于《广东劝业报》（1910年）和《安徽实业杂志》（1919）。吴氏盛赞桉树是“嘉木珍品……树之十年高可参天，性质坚韧，与椐木相类，取材甚广，大者可备栋梁之选，小者堪应器具之需，利物卫生，与国脉民生大有裨益，……”。

从1910年到1947年， 继《桉谱》之后跟进的20余篇推广桉树的文章，两部设有桉树专节的论著《造林学各论》及《科学知识》），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桉树“皆有莫大之利益”，不仅关乎我国林业前途，甚至民族存亡，如袁汉邦的《种桉树为吾粤林业之先务》（1922年）和戴渊的《湘省倡造桉树林芻议》（1943）等，特别是后一篇，写作于中国抗战进入僵持阶段。作者有感于大后方的铁道交通建设木材短缺的现状，而桉树七八年即可成材，建议：“际此抗战时期，吾林界之育苗造林，宜以采植具有国防经济价值，而又能适合当地风土之特用树种为目标。故于湘省倡造桉树林，但有其迫切之需要在焉。”显然，这篇芻议的价值已经超过林学范畴，其所透露出的务实态度与乐观精神成为一代林人的写照：坚信中国一定能够赢得胜利，并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细读劝种桉树的话语以及相关“软文”，我们发现：限于晚清民国的历史条件，最初作为庭院观赏树和行道树引入的澳桉并未得到大面积推广，取得吴氏展望的“倍蓰之利”，但其蕴藏的巨大价值还是逐渐得到民众的关注，并与剧变时期的诸多中国经济文化议题密切交织。

二

澳桉的“生态扩张”始于19世纪初，但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进入高速甚至失控的发展状态。随着世界范围的人口剧增、原始森林剧减，许多国家不得不选择集约高产的人造纯林来解决日趋严重的“木材危机”。桉树成为造林首选，并被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列为战略树种。对于澳桉的全球扩张路线、范围、功用，地理与环境教授Robin W. Doughty 在其开拓性专著《尤加利：黏胶树的自然商业史》（The Eucalyptus: A Natural and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Gum Tree）做了清晰而有画面感的勾勒：

“当今，桉属到处发荣滋蔓，马赛克一般镶入新旧世界环境之中（a mosaic of environments），从海平面到海拔一千米的高山。桉树种植园，桉树森林、桉树林地、桉树墙篱、城市街区林荫大道占据了数以千万公顷的土地。桉树固定海岸和运河堤坝，美化庄园、公园、游乐园，屏护农田和果园。”

这幅大到1000多万公顷的环境马赛克包括中国460多万公顷，分别由（不完全统计的）广西3000万亩，广东1650万亩，云南400万亩，福建350万亩等构成。

如果数字是抽象的，那么媒体的描述、图像、民众的口述，自媒的表达等也许能将数据“可视化”为浩大的暗绿林景，单一的桉树海洋：

“十一五”期末，广西桉树面积发展到2480万亩，占全区人工商品林面积30.5%，相当于每个广西人拥有半亩桉树。

10日上午，记者沿水官高速出关，高速路两边时而可见成片桉树林，灰绿色树叶成片、分布成型，与周边树木形成强烈对比。桉树枝叶主要集中在树顶，如帽子状，下面是光秃秃的树干，呈现白黄色。一棵20米高的桉树，树帽长占四五米，树干达到十五六米。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高明、三水等地，原产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在佛山正“疯狂”生长。林业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佛山桉树纯林种植面积已占到全市林业用地面积的四成。

……

细读纸媒和互联网相关描述，就会发现：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曾被吴宗濂视为“利物卫生，与国脉民生大有裨益”澳桉经过提速推广和大规模扩张之后，不可避免地演入全球环境史经典而反讽的剧情：

番薯，和另一种美洲迁入物种玉米一样，的确帮助中国走出了灾荒。但是它们也引发了另一次灾难。传统的中国农业主要关注水稻，这种作物必须在湿润的河谷地带才能生长。番薯和玉米可以在中国干旱的高地上生长。成群结队的农民走出去，砍掉了这些高地上的森林。结果就是灾难性的水土流失。淤泥填塞了长江和黄河，引发了导致数以百万人丧生的大洪水。

在那些早于中国大规模植桉的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加州、葡萄牙、印度等，相似的剧情已在20世纪70、80年代屡屡上演，引发普遍的生态警觉和频繁的抗议，当然也催迫出桉林专家的密集辩护。在中国，类似的生态焦虑延迟发作，80、90年代，相关争议主要在专业范围内进行。 但是，2009年始于云南的南方大旱使得澳桉高频聚光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高清照片显示在“亚洲水塔”的云南，大江滞流，河溪干涸，池塘见底。一般公众认为连年大旱与失控发展的桉树林业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的观点或见于著名媒体的采访报道，或缓存、隐匿于一些网站的讨论区：

我是云南人，大旱让人们揪心！树这几年真的砍多了（成片成片地砍光了保水固土的原生的灌木林，来种植单一的思茅松，桉树，橡胶树及茶树，使得土地板结，土壤保水性很差！）

近几年来，我们家乡大量种植桉树，虽然经济收入客观，造福农民，可是年复一年，水资源枯竭的很严重。以我的亲身体验为例，我们寨子十年前还没有人种植桉树，现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把土地种满桉树，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现在被破坏的不成样子。

类似这样“事实描述”不胜枚举，而桉树专家一律将其归类为社会误解、媒体误导和民间传言的“桉树X 宗罪”。总体而言，大众新媒体的叙述和观点，倾向于支持禁桉的生态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挺桉专家不断发表桉树耗水、耗肥、木材产能，扶贫效益等试验数据、图表和分析，认为桉区频发干旱、水土污染等应归咎全球厄尔尼若现象和林农不科学的密植，施肥、喷药、砍伐等，试图扳回妖魔化桉树的倾向。

显然，在凭借直觉和观察的“民间说法”与依靠试验和数据的“科学解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困扰决策部门的取舍（种还是不种？禁还是不禁？），但也凸显了当代人的生态焦虑或意识，因而具有重要的环境史学价值。很难想象，在古典时代、前现代时期，甚至20世纪60年代，一种外来经济植物会在中国搅动如此普遍的反应，激发这么多的学术非学术争论，许多经验描述、情绪表达和环保诉求来自依赖桉树经济的草根阶层。比较之下，苜蓿，甘薯、橡胶树等几乎是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参与塑造中国环境和历史，而大众对它们的环境后效及文化效应则是后知后觉，甚至无知无觉。

桉树生态争议持续有年，迄今没有平息——这一现象也许颠覆了一个世纪以前美籍藏学家劳费尔（1874-1934）的一个结论：

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体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在那里都有栽培。当然这些植物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是一步步进行的。

颠覆旧结论的力量部分来自哥伦布大交换及后续势能。套用克罗斯比的话来说，中国南方广大地域的生态系统，已因澳洲桉树的到来和繁衍完全改观，通过多种媒体的跟进、聚焦和放大，“裸呈”于公众面前。因此，也可推论，颠覆旧结论的力量部分还来自媒体，再次证明生态焦虑，或者说，生态争议也是一种全球化症候。一如那些捣毁桉圃的泰国农民，要求禁桉的巴西种植园农工，清除公园桉树林的美国加州市民，对于澳桉，我们同样经历了“好奇、容受、讥诮、怀疑、敌视”， 不同程度地卷入争议之中。

在挺桉派看来，生态学家、环保主义者、民众关于桉树的很多负面描述属于片面、非理性表达，经不起科学数据的反驳。对此，世界农用林业中心首席科学家，昆明植物园研究员许建初博士提出相反的看法：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外来树种（exotic tree species）， 那里原来本来覆盖着多年生青草，它们蔓延的根系是地表土更好的保护者，单一种植（plantation monocultures）几乎无法涵养多样性，庇护本土濒危的森林物种。

他的看法契合环境史学家曼恩在全球范围（包括云南西双版纳）展开的田野考察。基于单一树种经济林，无论是桉树林，还是橡胶树林，是“最宁静的森林”，“没有鸟也没有昆虫”，因为它们都必须依靠高效肥料和杀虫剂降低劳动力成本，控制争夺水、肥和阳光的“无用的杂草”——而这后两样造成了蕾切尔．卡逊笔下“寂静的春天”：“然而当灭草剂降落在森林和田野，降落在沼泽和牧场的时候，它们给野生动物栖息地带来了显著的变化，甚至是永久性的毁灭。”

三

即使最坚定的挺桉派，中国桉树产业技术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谢耀坚教授也提到单一澳桉纯林的缺陷：“与其他的人工林一样，桉树人工林是一种人类直接干预和创造的森林生态系统，……其物种多样性、生态稳定性差一些，总体生态功能弱一些。”然而，“差一些”、“弱一些”已经说明集约化纯林（plantation）与传统意义的原生森林（old-growth forest）本质区别：人工生态体系的同质性与自然有机体的多样性——前一种看起来像是森林，“但是生态学家可能不会这样称呼它”，后一种意味着乔木、灌木、藤、草参差百态，走兽、飞鸟、昆虫物竞自由的“林景”：文明从其诞生，诗歌从其萌发，哲学受其庇荫。

因此，原生森林不仅关乎一地一国之民的生活资料（食物、燃料、建筑用材、药物等），而且作用于集体意识、民族性格、文化认同等塑造。也因此，从东方到西方，一国特有树种，特别林地，特指林区往往被列入“国家文物”，而其他国家也将其视作是它的文化渊薮和民族象征。这一方面的史料和分析，在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中第一部分“木（Wood）”俯拾即是。例如，在德国，自中世纪以降，橡树神话、橡林崇拜和黑森林浪漫化就和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盘根错节为迷人而危险的民族植物史：“……德国的森林不只是一种经济资源，在某种神秘、不可确知的方面，它们就是“德国之所以是德国的东西。”

毫不奇怪，面对森林，哪怕是标明“木材储备，纸浆来源”的商业桉林，许多人会情不自禁进入审美状态，超越经济价值的计算（比如树龄5年的桉树每亩可得多少政府补贴，收入多少）。悖谬的是：在如此倚重人造桉林的中国，目前为止，近千篇关联论文中只有几篇稍稍涉及桉林的景观价值和美学维度，由此可见，在当代很多林业学者思考体系里，林业与美学处于隔离甚至对立状态，以至于个别学者怀疑倒桉言论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审美效果”。

终于有人提到了桉树“审美”价值，尽管是以质疑的态度。悖谬再次出现：被当做观赏植物引入中国的澳桉随其经济价值上扬，面积激增，逐渐成为大煞本土风景的杀手。

广西桉树面积居全国第一，业内素有“世界桉树看中国，中国桉树看广西”之说，因而桉林环境后效在广西最为明显，生态论战多方都会采用广西案例，如中国林学会2016年发表的《桉树科学发展问题调研报告》。爬梳散见于广西地方贴吧、论坛和个人公号等关联话题，笔者发现：在依赖桉树经济的林农或村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已超越政策因素和经济盈亏的考量，不仅具有清晰定位的环保诉求，还有一定的美学感知：他们回忆童年与森林的密切关系，对林景四季变化的细微感知，流露出失去原生林的感伤：

“从前我们周围的山上全是原生竹林，松树林，松树普遍直径都有一米左右。山清水秀的。一年四季山里的溪流从未断过水，山上的小路都是湿漉漉的冒着水，随便看到的小洞都能抠出小螃蟹来。六七年前政府把山包外地人后，把山上的树全砍光了，看着一车车那树干两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树被砍掉运走不知道多心痛，树砍完了一把火烧山后全种了桉树。到现在溪水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