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生态经济）的转变 曹明德* 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即：农业社会阶段、工业社会阶段、生态化社会阶段。 在农业社会阶段，我们的祖先最初过着茹毛饮血和穴居的生活，其生存手段主要是采集和渔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学会饲养动物和种植植物，并依次学会了制造和使用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业革命，形成了日益成熟的农业文明，并持续了几千年之久。这一时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低级阶段，人类处于蒙昧状态，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方式主要是以神秘的方式或者依赖直觉、顿悟，知识成果表现为自然和社会知识浑然一体的高度综合的混沌状态。由于这一时期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局限，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十分微弱，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主要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 历史的脚步步入现代文明以来，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社会。在工业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次质的飞跃，工业社会创造了比农业社会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时，工业社会本身逐渐暴露的弊端给人类的前景投下黑暗的阴影。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人类的自负和狂妄，人类过高估计了自身掌握和利用自然界生态资源的能力，人类企图主宰自然界、征用自然界，从而导致了很多次的生态灾难，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持续，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 为此，人类必须重新审察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定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自然界重新缔结契约，寻找一种人类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生态经济，其基本特征是采用新的具有更高生产力水平的“绿色技术”，这种技术注重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是当代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并推动着人类社会从20世纪的工业社会逐渐转向21世纪的生态化社会。生态经济的基本要求是：首先，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既要遵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又要遵循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其次，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存的和相互协调的关系；再次，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遵循“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这一生态经济规律，它是指导人们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基本规律；最后，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其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生态化社会阶段。 德国学者赫尔曼·舍尔称其为阳光经济。 二、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的转变 （一）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转变的必要性 1．从能源消耗来看，人类已经面临资源危机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由于用于生产、出售、消费的物质材料所借助的能源绝大部分都是生化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以及作为核能材料的铀，因此，其前景注定是倍受局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生化资源终究会枯竭；其二，在生化资源转换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星球有限的、但事实上也是必不可少的生命要素——水、土壤、空气和地球大气层——必然会遭到过度使用、损耗以至破坏。从能源消耗的种类来看，第二个原因事实上早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火种。资料显示，世界能源消耗的32%来自燃烧石油，25%来自燃烧煤炭，17%来自燃烧天然气，5%来自燃烧核物质，14%来自燃烧各种生物物质。世界能源总消耗中，可再生的水能仅占据了6%。这一消耗迄今为止只有一小部分考虑到生物物质相应的再生。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一旦燃烧，就无法再利用。而且，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几种战略性资源已经到了濒临枯竭的状态，当今世界已面临着资源危机。因此，现代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正在把世界经济和我们人类推向深渊。 因此，世界文明只有不遗余力，立即转向采用可再生的、同时是自然可以负担的资源，摆脱对生化资源的依赖，才可以从已经存在的生化资源陷阱中逃脱出来。 日趋枯竭的资源与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孕育着的全球性冲突。这种资源危机可以诱发地区间、国际间的冲突，甚至孕育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赫尔曼·舍尔认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是在欧洲，第二次主要局限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而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4——1996年的车臣战争，揭开了日趋尖锐化的资源战争的序幕。远在资源枯竭之前，洲际经济区域之间及其内部因为传统资源趋向枯竭而引发的经济冲突开始不断升级，而且这种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已经越来越近：一方面是对生化能源和战略资源的经济支配能力越来越低，一方面是国民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导致需求的不断增长。一旦两条曲线相交，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具威胁力的冲突在所难免。 他指出，在东西方的冲突中，地缘战略意义上的资源利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甚至具有决定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下埋藏着某种重要的原料，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被纳入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性利益地区。北约东扩之后向亚洲的拓展，目标也是这些国家的资源。如高加索和泛高加索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国，如今已经成为所谓的“北约合作国”，这些国家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由此可见，面向阳光型能源和原料基础的转型，对于确保全球社会的未来安全将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深度的、广度的和长远的影响可以与工业革命相匹敌。 2．从经济全球化看，竞争权与环境权的对立，加剧了当今的生态危机 尽管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实现了环境政策的全球化，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及《21条备忘录》，“全球化”这个概念首先被用于生态预防措施。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术语也被视为国际间企业竞争的代名词。1994年签署的关贸总协定奠定了全球化的基本规则，它将进一步确保资本、货物运输和服务业的自由流动。关贸总协定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其扩大农产品贸易的意图，促使在农业经济中使用有损自然的种植方法，并拓展了农业康采恩的活动空间。关贸总协定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总产量，但它保持了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依赖，同时没有对高度垄断的资源康采恩的活动空间进行限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关贸总协定加速了生态环境破坏的进程。尽管世界贸易协议这个被很多人视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圣经，被看作是一种世界性的宪章，高于其他的一切协议。但是，有的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世界贸易组织超出了委托权限，自作主张地将世界市场的自由规则，置于社会和环境协议之上。赫尔曼·舍尔甚至提出，“全球化的市场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将会导致道德原则的完全扭曲，和忽视生态生存基础的全球经济结构。因此这是一个极端的经济理论的教条。一个有承受能力的世界市场秩序，必须取消所有有关资源的世界市场规则的有效性，使它只限于技术产品的范畴。” 爱蒂斯·布朗·韦伊丝于1992年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建议，她认为多年来GATT/WTO的环境与贸易委员会一直无所作为，以及GATT条款在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严重的不平衡（重贸易、轻环保），她主张建立一套全新的普遍接受的法律规范来处理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问题。 目前，全球化的两种维度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生态维度和经济竞争维度。对全球的竞争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相对于气候或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经济竞争享有政治优先权；同样，关贸总协定优先于《21条备忘录》，竞争权优先于环境权，眼前的利益优先于未来的利益。这一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采用阳光型的资源基础才有可能。因此，只有通过利用阳光型能源，有目的地疏离生化能源消耗，经济全球化才能从生态角度被承载；只有通过经济结构和文化调整，才能遏制生化世界经济的破坏力，带来一个拥有未来的、多样性的、符合人类公正的发展动力。 （二）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的转变 1．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检视 工业革命以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析的最大流弊在于机械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分析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分门别类地研究自然现象固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割裂了自然界事物之间、社会现象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孤立性，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种分析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经艾萨克·牛顿以及笛卡尔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形成了线性思维，生态循环并未被纳入思考的范畴。培根等思想家的这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分析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后来被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的最伟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及其他经济学家所借鉴。其缺陷在于他们在探讨经济规律时没有把生态因素纳入其理论的视野。 但是，早在18世纪时，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农论者就明确提出，自然经济必须以持久的资源基础作为前提——同时区域经济结构应当以农业为基础。这一思想流派的创始人法国人魁奈（Quesnay,1694-1774）在其名著《经济表》中指出，人们可以从自然中拿走那些他们还会归还的东西。其思想的核心是，经济过程与自然是一体的。他认为，农业经济是新财富的惟一源泉，因为在那里物质财富的确是增多而非减少了。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产量的增多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而获得的，那么经济增长事实上是“负增长”。只有当产品是利用阳光型物质原料，也就是利用附加的新物质来获得的，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增长。重农主义者所提出的指导原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遗憾的是，重农主义的思想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社会发展最终背弃了重农主义者，而选择了工业革命线性经济加速进程的理论。 相反，在工业文明时代，资源的毁灭被当作经济的增长予以歌颂，其实这是概念上的颠倒。这事实上是一种经济的毁灭，而决非经济的繁荣。它不是走向亚当·斯密所说的“国家的富裕”，而是掉进埃尔玛·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的“国家的贫困”之中。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孕育的资源冲突和生态环境灾害，已使世界正走向大规模衰退的边缘。人类文明已受到巨大的威胁，甚至世界经济自身也将沦为牺牲品。生化资源的冲突很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直至全球社会成为自由落体。 2．通过利用阳光型资源，实现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 为了避免陷入现代工业文明将人类导入的深渊，我们必须摒弃依赖生化资源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或阳光经济形态，这种经济模式强调生态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认为生态和经济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的发展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人们在发展经济时首先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同时也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 生态经济是一种不毁灭地球资源的经济，是一种没有断层的可持续的经济，是一种可以休养生息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但它并不局限于食品生产，同时也包括本地的原料与能源。利用阳光型能源、原料和相应的利用与开发技术，以及全球网络化和地方可支配的信息技术，以分散的经济发展取代今天以集中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意味着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一次新的基准调整，其中涵盖了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和不同种类自然经济生产的可能性。正如赫尔曼·舍尔所指出的那样：在阳光型能源和原料的基础上，实现总体经济发展对于生态循环、巩固的区域经济结构、文化模式和民主机构的必不可少的回馈，使人类的社会存在得以保障再次成为可能。 3．实施从政治到经济的阳光战略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是，地球的不可再生资源无法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人们将不得不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斗争，从而导致人类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同时面对的还有生态灭绝的危险。现行的人类能源供给方式是“社会机体的血癌”，治愈其的根本的、有效的途径是用可再生资源代替不可再生的生化资源。而且，可再生的能源可以满足人类的全部能源需求。因此，我们的出路不在于私人经济、国有经济，或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是确保在资源利用方面自然规律高于一切的原则。 当我们认真考察生化能源的总体能源链条时，就会发现其所谓的优越的节约性是实际上是虚假的。相反，可再生能源因其较短的利用链条，原则上具有更大的经济性。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取消常规能源的众多公开的特权，在阳光型能源技术发展潜力和发展战略方面，有目的地突出其节约的优越性。阳光型资源比常规能源具有更高的潜在效率，更便于用户使用，利用起来也更为经济。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必须把生态规律置于市场规律之上，并使阳光型资源在利用与市场化方面应当优先于其他同等价值的经济产品的权利。只有发展阳光经济，才能满足全人类的物质需要，才能在未来真正承载人权平等的普遍理念，才能回复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图景。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所无法实现的事业，将通过阳光这只看得见的手得以实现。 三、生态经济的理论和原则 实现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要求我们在生态经济实践中，应当确立以下基本理论和原则，以指导经济发展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论和原则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一最古老的哲学命题，是生态经济理论中根本层次的问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理论。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史。广义上说，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自然界演化而来。人类从自然界诞生以来，迄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蒙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附，人们尚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知识知之甚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界的干预和影响十分有限，人类对自然界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成为自然界的“附属”，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和做法主要是“适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低层次的协调。 第二阶段是对立的阶段。工业文明出现以来，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干预和影响自然界的能力空前地增强。人类摆脱了以往对自然界的依赖，从自然界中获得了独立，人类从自然界的“附属”物变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但是，由于人类夸大了其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过高地估价了自身取得的有限的知识和拥有的能力，误以为人可以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可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施展自己的淫威。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立”、“分离”，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和做法是“征服”、“索取”、“掠夺”，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公害事件和生态灾难，人类也因此自食其果，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 第三阶段是和谐共存阶段。严格地说，这个阶段尚未成为现实，只是人类努力的目标。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分离的关系，使世界文明处于危险的边缘，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基础正在消失，人类已经饱尝恶果，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认识到，经济的发展不仅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而且还必须遵循生态规律，以地球生物圈的承载能力为前提，必须坚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走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发展道路。这一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和做法是“协调”。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标志着生态化社会的到来。这一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人对自然的掠夺性的利用方式，掌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度，并实现从生化资源向可再生资源利用的转变，提高人们的生态经济意识，改变人们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二）生态基础制约与经济主导的理论和原则 生态基础制约与经济主导的理论和原则，要求我们应当辩证地对待经济与生态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在发展经济时，要切实保护发展经济的生态基础，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发展又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更是当务之急。所以，在保护好生态基础的前提下，应当注重发展经济这一主导原则。因为，贫困本身也构成对生态环境的极大威胁，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更好的、有效的解决。 生态经济系统理论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同时也是生态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但是，人在生态系统中和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生态系统中，人与其他生物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食物链”循环转换环节的一个物质能量承担者。但是，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人就是整个系统的主宰。人为了自身的发展来运行生态经济系统，人也从生态经济系统中取得生态经济效益来为自身谋求利益。由此可见，从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来看，坚持生态基础制约与经济主导的理论和原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当然，生态基础制约与经济发展主导的理论和原则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矛盾的一面。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当代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资源索取的无限性与生态系统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片面强调保护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会影响短期的、眼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会削弱甚至严重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但是，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又有统一的一面。生态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系统就是保护生产力，这符合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反之，破坏生态环境也就是破坏生产力。这是生态基础制约与经济发展主导原则的统一的、一致的方面。 （三）生态安全性与经济有效性兼容的理论和原则 生态安全性是指人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当保护生态系统及其中的自然资源，使其能够继续存在和保持再生的能力。经济有效性是指人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其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视生态安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任何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其结构是功能的载体。生态系统在其各种生物要素和环境要素所组成的生态系统结构得以保持的条件下，其生态功能也可以得到保持，生态系统的运行就可以保持平衡，其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作用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相反，一旦生态系统的结构由于某种原因遭到破坏，则其系统的功能就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运行就不能维持平衡，其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作用也就不能有效地发挥，甚至会引起严重的生态问题。 因此，在处理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应当把生态安全性与经济有效性结合起来，两者在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下是兼容的。 具体地说，生态安全性原则要求我们首先要保护好生态系统的存在，这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有效性原则的前提。其次，生态安全性原则意味着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自然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重视生态安全性，保护生态系统，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生产力，这也是生态安全性的一个基本内涵。 经济有效性原则要求我们首先是在发展经济、利用资源方面，总的要求是“有效”，而非“最大”。其次，经济有效性原则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滥用；提倡集约经营，反对粗放经营；提倡利用可再生资源，反对消耗生化资源。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等人在《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一书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效率与废物的斗争可以减少污染，而废物只不过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他们指出了提高资源效率的七个充分理由，即：生活得更好，污染和消耗更少，赚钱，利用市场和支持商业，稀缺资金的成倍利用，增强安全性，更加公正和更多就业。 正如这本书的名字那样，他们乐观地认为，可以目前资源消耗量的一半创造相当于目前财富数量两倍的财富。如果真的能够实施他们提出的效率变革，那么将无疑大大促进对地球生态资源的保护。而且，由于效率可使相同数量的资源满足更多的需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因资源竞争导致的国际冲突，特别是减少因石油、钴、森林和水方面的资源所引发的国际冲突，原因在于，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需要的。比如，某些国家的军事开支直接用于其资源依赖方面，美国军事预算的1/6到1/4指定用于为获取或保障外国资源通道的军队。赫尔曼·舍尔在《阳光经济——生态的现代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地缘战略意义上的资源利益，在东西方的冲突中，其实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略性物资’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下埋藏着某种重要的原料，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被纳入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性利益地区。美国在高加索和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利益就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有效性原则实际上也包含了在经济发展中对生态的保护。 由此可见，生态安全性与经济有效性原则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一致性，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应把握好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的理论和原则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三个效益的统一来自于生态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的统一性。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在其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社会活动。在人们形成许多经济关系的同时，也形成了许多社会关系。因此，经济系统实际上也包含了社会关系，形成了社会经济系统，从而与生态系统相并列。有时，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便将经济社会系统分为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并列。但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都是统一的生态经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这决定着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者之间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三个效益之间也就必然结合成为统一的效益整体，从而发挥其共同的作用。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表现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它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生态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生产力的同时，也要认识和利用社会生产力，使它们成为共同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综合动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还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克服“本位主义”和“短期行为”，坚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的发展置于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坚实基础上。 实现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要求我们在生态经济实践中，以上述四个生态经济的理论和原则为指导，建立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城市，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发展可持续的海洋经济，以及建设山区的生态经济，搞好森林公园建设和生态旅游业，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提倡生态化的消费。这不仅需要从政治、财政、税收、文化、教育、伦理等诸多方面协同努力；而且，必须依靠相应的生态化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全球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全球性的广泛合作才能有望得到妥善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