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赋予环境保护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时代重任，是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和灵魂。
一、生态文明的实质是要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建设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和完善自然的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在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被动服从。到了农业文明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人类开始不安于自然的庇护和统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试图改造和改变自然，而这种改造和改变往往伴随着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破坏性。工业文明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大地提高。这时，人类对自然的理念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利用”变为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笛卡尔就认为，借助科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但是，令人叹惜的是，由于盲目自大，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大规模消耗，带来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灾难性恶果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认识迅速升温。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90年代以后，以《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的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 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与自然本是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整体是基，共处是形，和谐是本。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改善自然就是发展人类自己。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关键，是要端正人的思维、校正人的认识、调整人的发展行为。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到今天，自然界已经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太多伤害。如果只是一味地坐等自然界的自行修复而不是给自然界恢复的机会，就难以从根本上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平衡与和谐。因此，人类不仅要严格地保护自然，尽快地恢复自然，更重要、更急迫的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自然规律科学地修复自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程中，保护自然是基础，恢复自然是目标，改善自然是关键。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直接危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未来十几年，工业化、城市化还将加剧，如果一般性地在政策上做些小的调整，或在原有的政策框架内“加大力度”，很难彻底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发展方式、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调整，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努力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力争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支撑和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出于全球环境保护的需要，还是一些发达国家出于贸易保护的需要，生态化设计、循环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等已成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可以预见，谁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设计、技术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了制高点。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将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推进工农业生产、生活消费等向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通过将保护环境的任务渗透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将保护环境的要求体现在价格、财税、金融、贸易政策中，推动技术创新沿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循环经济的方向迈进，使我国的工业化真正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20世纪的100年中，美国累计消费了大约350亿吨的石油、73亿吨的钢、2亿吨铝、100亿吨的水泥，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目前仍然消费了全球50%以上的矿产资源和60%以上的能源，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对全球环境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从根本上摒弃发达国家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模式，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三、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修正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要真正实现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需要大规模开发和使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实现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完成的，需要与其他国家协同努力。对于尚处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挑战固然是巨大的，但作为后发国家，积极借鉴和吸收他国经验，更是一次重大的机遇。因此，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在思想上，要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优化经济结构的意识，将环境保护作为新时期推进发展的主要任务。“科学发展看环保，和谐社会看民生”要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 在政策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切入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在发展政策上，要抓紧拟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体系，促使鼓励发展的政策与鼓励环保的政策充分融合。在发展布局上，要遵循自然规律，开展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功能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在发展规划上，要进一步优化重化工工业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措施上，要实行最严厉的环境保护制度。要像控制人口、保护耕地一样，实行最严厉的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相一致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凡是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一律淘汰；凡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允许兴建；凡是超标或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工业企业一律停产治理；凡是未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地区一律实行“区域限批”；凡是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律受到严惩。最严厉的制度包括严格的法律制度、环境标准、训练有素的执法队伍、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等，核心要求是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要让任何对环境造成危害的个人和单位补偿环境损失，绝不允许“少数人发财，人民群众受害，全社会买单”的情况一再出现。 在行动上，要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环境保护是全民族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千军万马齐心协力保护环境的局面。一是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政策和法律法规，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二是加强部门协作。环保部门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责无旁贷，其他有关部门是环境保护事业的共同建设者。要加强环保部门的机构、队伍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体制。三是强化社会监督。公开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要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者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四是形成科技创新与科学决策机制。要不断加大全球性、区域性、流域性等重大环境问题的成因与演化趋势的研究，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带动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理性地借鉴国际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性、区域性环境保护活动。五是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搭建平台，鼓励公众检举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作者: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原载《求是》杂志2008年第4期 ） 来源：《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