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生态文明研究院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史、饮食史、环境史以及生态文明理论。

原文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4期。为方便编辑，相关注释已省略。

摘要：环境是人类生命活动场域，资源是社会生存发展基础，开发自然资源、谋取资生物品和增加物质财富，是人类与自然交往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同“环境”一样，“资源”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拓展和加深而不断丰富和复杂化；各种自然事物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劳动对象不断被 “资源化”的过程，乃是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的一条主线，因而必须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骨干课题和思想焦点。相关问题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悖论，对环境史学价值判断构成了严重理论挑战。可以肯定的是：罔顾自然事物的其他价值特别是生命和生态系统价值，一味追逐短期经济利益，恣意放纵资本利润嗜欲，把大自然过度“资源化”“商品化”，不加节制地挥霍利用，是环境史研究者必须给予严厉批判的错误思想和恶劣行为。

关键词：环境史；自然资源；物质财富；资本利润；价值判断

大自然是生命之母，她化育了人类并给人类提供生存资源。人类与自然界交往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和利用资源，谋取生活产品，资源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因此必然成为以解说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目标的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关注之一。如何界定和考察历史上的“资源”？怎样围绕“资源”问题展开中国环境史叙事和论说？是值得环境史学者特别认真思考的。本次会议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命题旨趣很好，我十分敬佩组织者的卓越见识！兹借机略谈几点学习感想，请师友们批评指正。

一 、资源：一个需要适当

限定的环境史概念

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决定人类认识方式多种多样并且不断发展变化。当今之世，学科林立，研究范围各分畛域，理论方法日新月异。但那些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事物和基本问题，先民早就开始观察思考，至今依然最受关注和重视，成为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许多学科共同探研的课题，“资源”就是其中之一。在不同学科视阈和语境之中，“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一定差异，问题观察重点和解说方式不尽相同。个人认为：从环境史角度探讨 “资源”问题，至少应有以下重点关注：其一，自然事物在历史进程中如何逐渐变成人类生存资源，不同时代的 “资源”具有怎样不同的内容、用途和价值？其二，关于资源的思想、知识和态度如何规约人们的环境行为？三，科学技术发展怎样影响资源利用方式，改变人与自然关系模式，进而引起自然和社会发生诸多改变？其四，如何透过历史上的资源开发利用了解当今环境生态危机的成因和本质？在展开问题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资源”在环境史上具有怎样的涵义和范围。

何谓“资源”？检索维基、百度，都可发现很长的解释。通常说来，关于某个名词的解释越长，就越说明它是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基础性概念。因为“资源”是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基础性概念，所以人们不断进行新的诠释，还不断借用和演绎，衍生出许多延伸的概念，例如“智力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是当下频见于各类书报、网络的常见词汇。名因事立，词由心造，名词前后承续和 “旧瓶装新酒”，原属语言发展的常态，只是迭经演绎引申同一名词，前连后缀，涵义渐渐迁转，概念不复原初。欲求其本义，常需进行一番考索。

“资源”一词，英文是“Resource”，它在西方源出何时、何地、何人？如何演绎和发展？我没有研究，推想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出现的时间也不会很早。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学中，“资源”与财富、价值、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商品、市场等始终紧密关联，可谓无处不在。凡可开发利用、制成产品、带来财富、产生价值的事物，包括各种自然事物和众多经济、社会要素诸如劳动力、技术等，通通都被视为“资源”。近世以来，在资本—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切都在不断被 “资源化”，不断被变成商品，计算价格，成为资本利润的来源。

“资源”一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似乎更晚。笔者稍稍检索了一下，唐代许敬宗曾有 “若乃求中轨范，流庆资源”之语，第一次出现资、源两字连用，但与这里所说的 “资源”完全不是一码事，《辞源》搜罗古代汉语词汇最全，但没有“资源”一词。所以，我猜想这个词汇有可能是上个世纪前期从日文移植过来的。那么，中国古代是否没有 “资源”观念呢？不是。古人经常讨论资生之物的来源，只是缺少一个涵盖如此广泛的专用名词。若干词语在古籍文献里频繁出现，常常被人们挂在嘴上，距离我们所说的自然资源可能很接近，例如“地利”。顾名思义，“地利”是土地出产带来的利益，首先是农业收益，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经常谈论如何劝课农桑，驱民归田，垦辟草莱，不违农时，让百姓戮力稼穑以“尽地利”。当然，“地利”并不局限于垄亩，山林薮泽中的动、植、矿物均属 “地利”。阳光、雨水等等“天”的因素不属于“地利”，但古人早就知晓它们是“地利”出产的必要条件，故有天生地养之说，所以尽地利须顺天时、察时气、候雨水，适时耕稼、樵猎，增加粟帛财货，保障国家用度和百姓生计。此外还有 “天材”或 “尖财”等，不予详解。

要之，不论作为一个西方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很可能由日本人造作的汉字词汇，“资源”被引入中国学术话语之中都不会早于清末民初。在短短百年之内，“资源”一词就被广泛应用，并且由自然到社会，从物质到智力，不断推衍，生出了很多新的名词概念。但其初始含义和主要所指，乃是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自然资源，是天然生成而非人造的自然物，权威机构和辞书对资源的解释，大抵都是基于天然生成的自然物这个本义。例如《辞海》对“资源”的释义就是“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在“自然资源”一条中又称：“一般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如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有所不同，称：“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中人类可以用于生活和生产的物质，可分为三类：一是取之不尽的，如太阳能和风力；二是可以更新的，如生物、水和土壤；三是不可更新的，如各种矿物。”据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972年对“自然资源”所作定义，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能产生经济效益，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学者及中外许多重要辞书对“自然资源”下过很多定义，一致强调其“天然”和“非人工”性，又根据属性、分布和用途等等进行了许多分类。但是，随着人们在 “资源”之前冠以各种专用名词，情况变得愈来愈复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概念集群，令人眼花缭乱。像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可耗竭资源、静态资源、潜在资源、现实资源等，这些大抵都还是指“自然资源”，但“可回收资源”之类就不一定了。不仅如此，在一个普遍逐利的时代，有 “利”的词语自然最受喜爱，所以经常被借用，又衍生出诸如“人力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等，因陈积累，名项日繁，词义则愈来愈加含混复杂。让人感到无奈的是，随着学科不断交叉，在学术研究中被含混使用的情况也是日益普遍。

虽然我们难以排斥、甚至不得不频繁使用这些距离本义愈来愈远的“资源”概念，虽然人造事物正在日益迅速地充塞我们的生存环境乃至整个地球，有些已经事实上构成了“资源”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弃置不理，研究近世以来的环境史甚至还必须将它们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但我仍然建议：以考察人地关系为己任的历史地理学家和以解说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目标的环境史研究者，最好将“资源”与人造的事物切割开来，以便减少混同区间，更加清朗地解说自然资源问题。理由有二：其一，我们既主要致力于理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或人与自然关系，就理应聚焦于那些天然生成的事物和要素，例如光照、热能、水、土、野生动植物、地下矿藏等，不论它们名叫“资源”还是被称为“地利”，着重考察它们在人类生存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换言之，我不主张采用过于泛化的 “资源”概念，首先是担心那样可能分散注意力，冲淡环境史研究主题；其二，自然资源包罗万象，极其繁复，倘若采用泛义的“资源”概念，把非天然的人造物一并纳入“资源”范畴，必定显著增加问题探讨的技术难度。自然与社会的众多要素本是互相渗透、彼此纠缠，各种关系极其错综复杂，面对 “资源”概念不断泛化，若不加以适当切割，将造成更多难解的思想纠结。

二、资源：一个不断扩展

和更新的历史概念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息并不断加以改造的自然，资源则是环境为人类开展劳动、谋取产品、创造价值所提供的天然因素和客观条件；环境是人类交往的自然界，资源是人类利用的自然物。两者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与人类发生接触，因而成为实践 （至少是思想）的对象，作为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彼方”逐渐进入历史记忆，如今成为环境史的研究对象。

就环境的定义和环境史考察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基本主题设定而言，我们所探讨的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实为人类与其所接触的那部分自然界（而不是整个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那部分自然界构成人类生存活动的 “现实领域”，并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 “人工化”。资源是由自然环境提供的，是自然环境之中对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的部分。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环境的众多关系中，人与资源的关系最直接、最亲密同时亦最具张力，是人与自然之间所有复杂关系的主干，或者说人类因各种需要认识、理解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人与自然历史交往的主要界面，这是环境史研究考察的主要视阈。由于环境是人类生息的环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场域；资源是人类利用的资源，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来源和基础条件，而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种群数量（人口）、生命活动内容特别是物质需求不断变化——总体趋向是不断增长，因此，“环境”随着时代发展而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外延、作用和意义。与所在环境相一致，“资源”亦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张的历史性概念。大致而言，“资源”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自然事物在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转变为资源，进入社会实践领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自己，劳动是为了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离不开自然界所提供的诸多材料和条件。恩格斯在论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特别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自然界给劳动提供的材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资源的主要部分。只有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与特定人类目的相结合，成为劳动对象和生产条件，自然事物才会转变成“资源”。在此之前，它们是纯自然的存在，至多只能算作“潜在资源”。自然因素和条件如何逐渐由“潜在资源”转变成“现实资源”？自古至今的资源，从思想、观念、知识到开发、加工、利用经历过怎样的发展变化？是环境史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些发展变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自然对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和文明演化的作用不断扩大和加深，同时受到人类活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影响。两者之间有无数值得讲述和需要思考的故事。

第二，资源伴随历史进程不断发展演替，总体趋势是种类不断增加，来源日益广泛，但也有淘汰。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愈来愈多的自然事物和条件逐渐为人类所用，由“潜在资源”转变为“现实资源”，种类、数量和取用范围都在不断增加。之所以如此，一因人类需求不断由少到多（人口增长是主因）、由简单到复杂；二因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张，更多区域的自然资源陆续被发现和利用；三因知识和技术逐渐提高，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逐步增强。自蒙昧时代至于今日，人类既不断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从地表资源到地下资源、从陆地资源到海洋资源、从大地资源到天空资源等；更不断增加资源利用对象和层次：动物、植物、微生物、矿物，资源利用种类和对同一资源多种特性的利用都在不断增加。不同时代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水平、需求目的、开发方式、工具手段和技术能力不同，深度、广度和效率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古人所认识、掌握、开发和利用的资源种类，与当代相比不在一个量级，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变化和演替。举例来说，制造工具需要不同材料，这些材料取诸自然界，自古至今就经历了许多演替，石料、木料、泥料（陶器）、骨料（骨器）、金属矿物原料等不断变化。有些曾经是制造工具的重要材料，但后来逐渐改作他用，例如石英石；有些曾经很重要的材料后来几乎完全被废弃，例如骨料。再以燃料和能源为例，历史上种类增加和替代也非常明显：从生物燃料（薪柴）到化石燃料 （煤炭、石油、天然气），现在大举开发核能，今后还将大量开发海底可燃冰，此外还有水能、风能等，每一次燃料和能源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对人类生态系统（包括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产生广泛影响，引发众多方面的连锁反应甚至革命性变化。历史学家应当认真讲述和解释这些变化。

第三，资源丰俭状况、获得途径和利用方式不断发生历史改变，并引起物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系统性变化。

曾几何时，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需要做的，是不断增强开发、利用的技术能力。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文化性和技术性资源约束早就存在，远古人类就经历过天然食物资源渐趋匮乏之苦。由于不同生计模式和技术条件下的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都存在一定偏向和区限，特定地区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种类并非无限丰富，定向性的生产目标和消费追求，必然导致特定资源种类被过度开发利用，早晚要造成这些资源走向匮乏耗竭，最终导致原有生活方式因为失去相应的资源支撑而无法持续。举例来说，在广袤的亚欧大陆尤其是中高纬度地区，历史上以鹿科动物为代表的有蹄类食草动物，种类之繁多，种群之庞大，今人已经完全无法想象，在数十万年甚至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人们一直跟踪捕猎它们，曾经是人类主要的食物和衣料来源。但是，倘若未被驯化成为与人类共生的家养牲畜，有些动物资源必定逐渐耗减，鹿科动物就是其中之一。随着时代推移，鹿肉、鹿裘如今都变成了稀罕之物，与远古时代的情况实有天壤之别。再如，周、秦、西汉时期漆器非常普及，但东汉以后逐渐不甚流行，固然由于器物使用偏好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漆林资源渐趋减耗，漆料渐不敷用，恐怕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资源不断消耗而趋于短缺，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生计模式，更新技术体系，改变经济方向和调整消费偏好，有时甚至需要通过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和国家政治制度来加以应对。事实上，资源短缺和不足，乃是人类经济转型、社会变革和文化（文明）改弦更张的一个主要驱动力。人类发展到今天，自然界中的许多资源已近枯竭，除努力发现新的蕴藏和替代资源外，有些需要通过再利用和循环利用来获得，所以现在日益重视“城市矿山”开发，即是从废弃物质中获取资源。当然，发展人工合成物例如化工材料、纳米材料，是愈来愈重要的弥补途径。

对人类来说，有些自然资源是可以替换的，失去固然可惜，但不至于造成致命影响；但有些资源是不可短缺的，必须想方设法得到满足，淡水资源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古今水资源发生了巨大变化，总趋势是逐渐走向匮乏，有些地区已经特别严重，导致生机断绝。华北、西北地区原本只是季节性、工程性缺水，如今资源性缺水愈来愈严重，有些地方连饮用水都发生了困难，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限制因子，所以不得不一方面发展节水技术（特别是农业领域），同时实施大型远程引水工程。中国自古水利事业发达，远程引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历史上曾有过当今这样跨越千里规模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吗？一项水利工程固然能够发挥水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但也会引发一系列生态、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变化。有时候，一个方面的资源紧张还会引起另一些方面的资源利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水电事业发展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发展水电？主要因为煤炭污染过重、石油资源不够，无法依恃火电。所以需向江河海洋索要能源，在黄河、长江和其他江河上兴建许多大型水电工程，还搞沿海潮汐发电。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在生态、经济和社会许多方面常常引起连锁效应。有关方面的故事太多，需要研讨的问题俯拾皆是。

第四，自然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通过千姿百态的生产生活面貌历史地呈现，是具体而非抽象的。

资源的历史性，既表现在资源禀赋的整体变迁趋势之中，表现在资源种类、数量的具体消长之中，还体现在不同时代、地域和民族千姿百态的生产生活面貌之中。既具有历时性变化，亦具有共时性的地域和民族差异，其历史性通过具体事项而非抽象概念呈现。自古至今，不同地域、社会和民族由于地处不同环境，占据不同“生态位”，因而拥有不同的资源清单。

不同地域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条件，与当地民族和社会的生计模式、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乃至生活习惯互相联系、彼此影响，特定社会形态、经济模式和生活面貌都与所在地区的资源禀赋、配置和利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由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需求亦不相同；同一资源——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场、动物、矿藏等的价值和意义，在不同时代、地区、民族和社会之间亦存在颇多差异。

自然资源参与特定区域和民族历史的塑造。人类生存发展毫无疑问是以自然资源作为根本依托的，自然资源制约着全部人类历史，资源禀赋影响着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方式，进而影响社会文化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源最丰富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亦最快速，也不意味着相似甚至相同的资源禀赋必定造就相似甚至相同的经济类型和文化模式。不同社会形态、经济类型和文明体系的发展进程及其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先进与落后，与所在环境中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并不必然地始终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相同的自然资源条件亦不必然地造就相同的社会文化。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的相互关系是极其复杂的，需要进行更多具体探析。中外历史事实证明：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并非总是文明率先起源和发达的地区，有时可能正尔相反；人类学和民族学案例则反映：生活在同一区域、同样资源条件下的不同部落和民族，有可能采用迥然不同的生计方式，具体发明创造和物质生活更有可能殊途异趣。

中国古代南北区域文明发展进程之差异，就可以证明发展快慢与自然资源丰俭并非始终正相关。《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南方楚越之地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但这反而成为一种“富而惰”的阻碍，南方水、土、光、热和动植物极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在历史早期并没有很快发挥出来，当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已进入精耕细作农业社会之时，南方地区还是“地广人稀”“人无牛犊”，采用“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作方式；同一区域的不同民族可能采用不同生计模式，拥有不同文化体系，在中国特别是西南地区就有很多实例，不必多说。

不仅如此，同样的自然物料，在不同地区和民族中有可能被用来制造非常不同的物质产品和文化形式，例如前面提到的骨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利用软体动物甲壳、大型兽物骨头制造器具，在人类早期历史上应具有相当广泛的共性，在中国南北各地远古文化遗址中，此类器物所在皆是，但目前所知只有殷商民族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甲骨文化。

总之，围绕资源而展开的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和富于变化的，不能简单机械地认识，轻率贸然的结论，而应当深入到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和社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具体细致考察。在我看来，围绕资源而展开的环境史研究，应积极借助于断代史、区域史、民族史、经济史、物质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的丰富成果，并且致力于细化和深化诸多领域已经取得的认识。

由于不同时代和地域资源种类、分布和消长，不同民族和社会资源利用目的和方式，都是千变万化、繁复无穷，我们无法对所有事物和事件都一一专门研究，因此只能选择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本次会议强调“实例整理”，我想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同样体现了组织者的真知灼见。

第五，资源价值认识也具有历史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对待自然事物的态度、开发利用方式及其他环境行为。

“资源”自古便是一个与价值相联系的概念。大自然中对人类有用、有利的事物被人们用以谋取所需产品，不同产品具有不同价值，能够和已经被利用的自然事物于是成为具备不同价值的资源。对人类来说，自然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有的直接，有的间接：可以直接使用、变成产品的资源（例如树木），具有天然和直接的价值；不能直接利用的事物，因可以用来创造所需之物（例如土地、灌溉水源、铁矿石、高岭土），或是创造所需之物的必备条件（如光、热等等），因而也都被视为资源，具有价值，但其价值是间接的。不能通过劳动变成产品并带来利益则不被视为资源。但是，自然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何种价值以及价值之大小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生活需求、技术知识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改变：有些自然物，早先人们没有发现有何利用价值，直到很晚时代才发现它们有用；有些虽然很早就被发现有用，但开始只是利用了某个方面或者部分的价值，后来又陆续发现它们在更多方面具有更多价值；也有少数的自然事物原来很常用很重要，但后来因为人类需求发生了变化，或者发现了更好的替代材料，因而逐渐被弃置、很少利用了（前面所说的兽骨就是如此，先前大量用于制造器具，后来用于刻写占卜文字，再后来只是偶尔用来做肥料和药材）。对自然事物的价值评判，与一定的知识水平、技术能力、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习俗风尚……社会因素的发展变化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毫无疑问，对特定自然事物的价值评价首先是基于其物用价值，直到今天，一提到“资源”，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可做何用的何物，人类幼年时代首先想到的多半是周遭环境中那些可以裹腹充饥的东西。但跟一般动物非常不同，人是一种文化动物，物质需求不仅仅是直接获取某物裹腹充饥而已，而是步步累进、层层叠加和不断发展变化，今人的物质需求，与五千年、一万年前的祖先相比实有天壤之别。除了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人类还有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大自然中的各种事物不仅可以造物生财，还可能被赋予信仰、审美、科学研究、休闲娱乐等许多方面的特殊精神价值。随着精神逐渐变成了买卖，大自然的某些部分也就以另外一种形态转换成财富源泉，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例如旅游资源）。对这类资源的评价，同样是历史性的，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传统时代，自然风光可能不需花钱就可以欣赏，那时人们还没有远离自然，周围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自然风光不像今天这样被强烈渴望（当然亦因大多数人还经常饿着肚子），因此也产生不了多少经济价值，换不来什么金钱，所以不会有人因为丹霞夕照很美而把南方某座孤峰悬崖当作资源圈占起来。今天我们肚子不饿但精神压力很大，时常想要暂时逃离一下都市喧嚣，从大自然中获得一些特殊的身心愉悦，于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游山逛水、观看日出日落。但是好山、好水，日出壮观和日落绚丽的地方，早就被人家圈占为专有“资源”，规定了不同价格。你想去必须花钱。于是，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扩大、加深和变化，产生了另一些资源评价方式和利用关系，不管那是多么扭曲和蛮横无理。

时至今日，人类对自然事物的价值认识，以及基于这些认识而开展的资源开发利用，广度、深度和强度都在迅速逼近地球空间和自然生态承载力的极限。相应地，“环境”，除了对人类构成威胁、造成障碍的那些部分之外，在概念和事实上都与 “资源”的含纳愈来愈接近了。

三、资源：环境史研究的

一个骨干性课题

“资源”是观察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一个主要窗口。

“资源”是由逐步进入人类系统的各种自然事物所组成，伴随社会文明复杂程度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多样化。其种类构成、分布状况、丰俭程度和演替过程，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都有重要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关系。系统讲述历史上的资源变化，解说资源与社会之间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必须成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这是此门新学的特殊学术旨趣和主要目标诉求所决定的。

我一向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必须沿着生存与发展这条主线进行叙述和解说，而人类谋求生存发展活动之展开，始终以认识、开发、加工和利用自然资源作为基础前提。资源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之一，自然环境优劣首先体现在自然资源禀赋，人类在任何地方生存发展，都必须依托当地自然条件，历史学者要想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经历过怎样的演变，就必须首先了解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在时间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变化？离开这个基础课题，就无从探讨环境史。

我们既声称环境史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更加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就应当努力从时代纵深之中追寻当代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揭示环境危机的历史本质。人们为何如此关切环境问题？环境危机的要害是什么？我考虑主要有三点，都与资源有关：

一是自然资源日趋耗竭，使人类生命支撑系统发生了严重危机。最近几个世纪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既导致漫长地质年代积存下来的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耗竭，也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资源再生能力严重下降，与此同时，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却在急速增加，地球已经无法支撑人类按照现有方式持续生存和发展。

二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是怎样造成的？是资源过度耗费和废弃物超限存积，特别是为了应对资源匮乏而盲目发展和滥用人造物品，制造了自然生态系统难以负荷的巨量废物，包括化学、生物、声、光、核等物质。各种物质的时、空、量、构、序日益严重失衡和紊乱，远远超出了地球生命系统（首先是人类生命系统）的调节和耐受能力，将作为一种生物有机体的人类推向愈来愈危险的境地，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甚至种群延续的防卫系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工业革命以来，过度消耗资源所造成的过度堆积的废物，混合各种人工合成的有毒化学、生物产品，已经充斥于整个地球生物圈，天空与大地、土壤与水体、城市和乡村，污染物质无处不在，远远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不仅对人类，对整个生命系统亦都造成了严重毒害。毫无疑问，这是资源利用不当所造成的巨大恶果，更是在应对资源匮乏过程中盲目发展化工、生物等产业所犯下的巨大罪恶。维系地球生命系统亿万年来绵延不绝的物质（特别是有机物质）循环链条，由于资源攫取严重过度和物质生产消费严重不当，在短短几个世纪就被凶狠地切断了。在中国，甚至仅仅经过半个世纪，四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土壤肥力维持和更新系统就几乎彻底瓦解，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塑料薄膜等化学物品所造成的严重水土污染，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生态系统危害。严酷的现实愈来愈清楚地证明：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利用问题，放弃“变废为宝”和资源循环利用传统，是人类在最近几个世纪所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当然，有史以来，人们对大自然的物理状态施加过度和不当改造，也造成愈来愈多而且严重的环境风险（如人为造成的地质灾害），也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三是过分追逐物质财富，将大自然过度经济资源化，导致自然情感丧失。

这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科学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只是地球生命系统演化的产物，同其他生物一样，生于自然、死于自然，基因、血脉和种群在大自然中绵绵延续。由于生命进化造就我们具有情感、思想和审美等等超越众生之上的灵性，故大自然之于人类不仅具有物用价值，而且具有精神价值。但是人类的认知源生于自然，情感寄寓于自然，艺术创造和感观审美亦都是模仿和学习自然，受大自然触动和启发，所以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所特需的精神资源首先也是来源于自然界。然而，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逐导致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攫取和对生态环境的极端灭裂，曾经美丽的自然界如今变得百孔千疮，精神资源亦随之渐趋耗竭，这是过去注意不多的一个大课题。重新唤醒人类的自然情感，对大自然作为精神资源供给者予以充分尊重和爱护，是与“生态修复”同等重要的“心态修复”任务。

环境是以人类生命活动为中心来界说的，资源亦是据人类生存发展需求而定义的（对不起，还是无法彻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劳动对象和条件逐渐进入历史，为人类生态系统产生、发展和演化提供物质和能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明进化都是建基于各种自然资源的不断发现、开发和利用，所谓环境危机亦是在此过程中积渐而至。既然 “资源”不仅是当今环境危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问题，环境史研究者就不能不以此作为历史观察的一个焦点。应围绕“资源”组织课题、开展研究，着重探讨三大问题：一是历史时期的自然资源状况如何？二是它们如何逐渐被发现、开发和利用？三是人们曾经拥有怎样的资源意识和价值观念？围绕资源所发生的故事，乃是人与自然彼此影响和协同演变关系的历史“主页”，只有将这个“主页”书写好，才能讲清当今环境危机的由来和本质，正确解答我们从哪里来？如何走到今天？

四、资源：一个充满

矛盾和悖论的沉重话题

各种自然事物不断转变成人类生存资源，既是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一个主要表现，也是文明演进的一个主要标志。迄今为止，文明或文化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伴随着重要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利用的重大科技发明，能源种类的变化和能量转换技术的进步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从取火到发电，从焚烧柴禾（生物燃料）到开采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可燃冰 （化石燃料），从依靠人畜机能到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聚变……每次重大进步都促使人类重新组合许多已经利用和尚未利用的自然物，形成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新的资源基础，驱动众多方面发生调整变化乃至跨入新的文明阶段。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所有重大文明进步，都是以资源利用扩大作为物质基础。

大约三百年前，西方世界意外出生了一种魔兽并且迅速爆长为巨兽，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利润、市场、商品是它的特殊胎记，欲壑难填的嗜利性则是它的天生禀性。在短短几个世纪里，这个巨型魔兽的利爪就伸到了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攫取自然界的一切，不论是亿万年沉睡在地底的矿藏，还是朝夕间歌舞于丛林的生灵，都被迅速贴上价格标签，变成买卖商品，成为牟取财富金钱的资源。与此同时，工具理性驱动科学技术急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自信心日益膨胀，对大自然的掠取攘夺能力达到了几乎无所不能的水平。直到今天，资本主义仍然变本加厉地摆弄着炮舰，驾驶着挖掘机推土机，挥舞着电锯，开山探海，钻天入地，将这个曾经健康美丽、生机勃勃的星球摧残得衣衫褴褛（臭氧层破坏），百孔千疮 （水土流失等地质性破坏），生灵涂炭 （生物锐减），地球生物圈日益病入膏肓。

但是，环境史研究者却不能因激愤而失去历史理性，否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甚至无法全盘否定以利润为追逐目标的资本和实现其目标的商品市场机制。非常无奈的是，环境史研究者在进行历史价值判断之时，不得不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悖论与伦理困境，评说历史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尤其感到两头为难。此前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是非褒贬，只需评论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正反作用，如今我们却需要对其生态效应和环境影响做出评估，而这两个方面天然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我们的思想立场因此变得摇摆不定。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史实是：经济、社会和文明发展意味着人类进步，但每前进一步都是以扩大自然资源利用作为物质基础，扩大自然资源利用又必然地伴随着生态环境发生新的改变——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来看，人为改变几乎都具有负面影响。尽管如此，环境史研究者应该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做出“资源开发＝环境破坏”、自古到今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这类基本历史判断吗？对历史上的自然资源开发以及所造成的环境改变应当予以全盘否定吗？如果那样，岂非需要全面否定人类所取得的文明历史成就？如何才能走出这样两难的思想困境？实际上，深陷困境的不只是环境史研究者，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家思想同样纠结。成千上万年来，除了那些反对杀生、主张“护生爱物”的宗教家和迷信风水的人士，几乎无人指责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有何过错，最多只是主张“取用有节”，不可“竭泽而渔”；西方基督教义还特别鼓励大力开发自然资源，以免辜负上帝的恩赐与美意。就在过去一两个世纪，学界都还一直认为：人类社会的最大难题是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请注意这是人类内部矛盾），解决难题的根本途径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发展经济生产，扩大财富来源。在这一基本问题上，西方不同思想派别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对立，中国古人也很早就持有类似认识。固然，自西汉以来，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就一直对“土狭人众”“人民众而货财寡”（资源不足）议论纷纷，但最终结论都是强调用人力“尽地利”，背后含义是地利还未得到充分开发，即使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资源匮缺，天下地利还远未穷尽。换言之，人们曾经一直以为大自然中拥有无限的宝藏，库存不可穷尽。直到1972年，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团体指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增长也有极限，若不转变现行发展模式，未来100年内（请注意这是近50年前的警告）地球上的许多资源将要耗竭，世界经济将因此全面衰退并发生一系列严重生态和社会危机。这一石破天惊的警告让世人如梦初醒，随着罗马俱乐部所预测的灰暗前景加速成为现实，人与自然的冲突变得异常尖锐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对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经济无限发展并带来无限物质财富的乐观信念发生了动摇甚至产生了幻灭感，忧惧和焦虑逐渐蔓延并且影响思想界，在此氛围之下产生一些思想应激反应包括对资源开发的强烈否定和批判情有可原，对历史认识造成扰动和引起争论也十分正常。

不过，“罗马俱乐部”的警告和日益严峻的现实，似乎并未完全击溃人类的自信和乐观，尤其是自然科学界，还有许多乐天派并不认同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悲观论调，仍然坚定地相信甚至更加相信科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凭借日益强大的科技力量可以找到更多替代性资源，可以人工合成更多更好的材料，可以修复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可以建成愈来愈复杂的生态工程甚至创造新的生命形式。总之，人类有能力对地球进行愈来愈充分的开发和愈来愈精密合理的设计，保证自己生活在一个愈来愈舒适和富足的文明体系之中。只可惜，他们并不能肯定在日益危急的环境危机得到有效缓解之前，人类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生命代价？甚至不能肯定在人类生命支撑系统彻底崩溃之前能否找到自我拯救的妙计良方？其实，我们之所以关心环境，还是因为关心自己，担心的并不是这个地球将会怎样，而是人类自己将会如何？没有人类，地球也不需要担心，她不会停止运转；如果没有人类“帮助”，地球生物圈和自然生态系统将自行恢复，甚至可能恢复更快。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纵深历史观察可以发现：人类曾经一次又一次遭遇过资源匮乏的困境，一次又一次走出了困境。但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并不足以支撑当代人类的过度自信，包括对急速增强的科技力量的信心。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更严重的是地球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损伤，导致人类生命健康和安全防卫体系陷入全面危机。基于历史学者的持重和理性，我们不愿简单否定自然资源开发包括工业时代化石资源开发的历史合理性——尽管那些直接导致了当今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因为那样做只能推导出“文明有罪论”。更何况，今天人类能够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环境、生命世界和生态系统的复杂规律，其实得益于近代以来科技和工业文明发展。大自然中的各种事物包括植物、动物、矿物以及水、土、光、热、气等逐渐被人类视为“资源”，并且基于各种需要、通过不同方式加以开发利用，带来物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巨大利益，是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表现和标志，既然我们不能全面否定文明，也就不能全面否定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合理性。

但是，从现实形势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以往基于眼前经济利益特别是资本利润而将大自然过度“资源化”，肆意掠取其“现实价值”而过度消耗乃至摧残其“潜在价值”特别是其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环境史研究者应从正反两个方面厘清“资源”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之间的既往关系，以为当今和未来之鉴。

我们需要认真检讨以往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观念。自古以来，与“资源”有关的概念首先是物质的和经济学的，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生存需要和技术水平的显著制约。从人类的角度而言，大自然首先是各种物质产品或者生产原料的供给者，各种自然物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它们的经济价值。由于这些原因，人类理所当然地对各种事物产生了“分别心”，把它们划分为“有用的”“无用的”“有利的”“有害的”。但长期以来仅仅把大自然视作物质经济“资源”也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偏颇，“有用”“无用”“有利”“有害”都只是基于人类对自身利益并且是只是短期现实利益的考量，而很少考虑它们潜在、长远的经济价值，更没有认识到它们的生态系统价值。为了满足现实生存需求，人们只顾努力地运用当下所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发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但是，正因为一方面受制于当时技术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着眼于局部、集团和个人现实利益，人们对自然事物的态度和行为往往粗暴、残忍，许多自然事物特别是生物在其价值尚未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剥夺了存在权利。这是由于人类认知和自控能力缺陷所致，也是不能不认真揭示和汲取的历史教训。

及至现代工商社会，问题变得远为严重。突出表现在人们急于把自然物所有的潜在价值都变现为市场价格（金钱），导致大自然被过度资源化，成为资本魔兽恣意宰杀、齑切和饕餮的羔羊。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资本势力疯狂扩张，科技日益被资本收买成为同谋，推动物质欲望无限膨胀，导致消费主义过度盛行。在错误价值观念支配下，人们没有把大自然视作自己作为一类特殊生物所必需的肉体栖息之地、灵魂皈依之所和必须永久守护的唯一家园，而是拼命追求物质利益和资本利润最大化，把地球上的一切都当成牟利商品，贪婪地攫取，疯狂地掠夺，暴殄天物，戕害生灵，终于导致了现今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不仅必须扬弃和超越古代狭隘的资源观念，对近代以来日益欲壑难填的资本嗜利性、对把大自然过度“资源化”的观念和行为，更必须予以坚决批判和抑制。如果对地球上的一切都继续只是基于当下经济利益和科技水平进行裁断，仅仅当作“资源”来对待，人类终将丧失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根基。

结语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曾说：“应用科学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学会根据其利益观察大自然、学会把环境当作资源来利用的历史；但纯理论科学的历史，却一直是一部发现大自然的本质、探明我们自己的根源的历史。”他对历史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否合理可以讨论，但他提醒我们：环境史不仅需要研究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史，还需要有更加深切的关怀——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本质，并探明我们自己的根源。

由此看来，作为劳动生产对象和物质生活来源的“资源”，是从历史维度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最重要窗口，但这个窗口不只一扇门板，而是两个门板，需要同时推开。环境史家既有责任从时间纵深中讲好“资源”发现和利用的故事，帮助人们端正对大自然的态度，增加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突破资源约束的信心与力量；也有责任沿着人类生命之旅的过往路线，透过发生在人与各种自然物之间繁复变化的故事情节，提醒人们不仅要珍惜和善用“现实资源”，而且要注重保存那些眼下看来似乎“无用”甚至“有害”的“潜在资源”，还有责任帮助世人不断增进对大自然的思想认识宽度，劝阻把大自然过度经济资源化的错误行为；不仅重视各种自然物（包括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甚至无机物质）作为“资源”的经济利用价值，而且关注它们作为精神情感寄寓的文化价值，更要关心其对构建和维持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价值。若能如此，在自然资源和自然价值认识方面，环境史学可以发挥其他学术研究所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转载自“环境史咨询”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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