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浙江省长兴县地处太湖之滨，是浙北水乡。多年来，因该县 忽视了环境保护，使许多污染型企业定址在自来水厂水源的上游。 1988年5月中旬，长桥日用化工厂含有硝基苯的污水流入长兴 港，进而污染自来水厂水源，造成水厂停水。事情的经过是：1988 年5月19日中午12时许，农妇何连英发现长桥日用化工厂的污 水漫入自己的鱼塘，就挖开了排灌渠的堤坝，使污水流入作为县 城居民饮用水源地的长兴港。约过两个多小时；堤坝缺口被日用 化工厂的职工堵住。20日上午10时50分，长兴县城建环境保护 局办公室主任丁益民接到局办公室电话，得知长兴港受长桥日用 化工厂废水污染。下午丁益民等人察看了现场，估算有300多立方米 废水排入长兴港。当时长兴港水体浑浊，水色淡黄，流向微呈倒 流状，丁益民等人便认为污染还不太严重。研究具体措施并采水 样后返回，因时值晚间7时多，机关干部已下班，丁益民未向领 导汇报。21日，丁益民又往长兴港采水样，长兴港的水仍然倒流， 照样浑浊。23日凌晨，长兴县自来水厂受到污染，23日上午8时 长兴县环境保护局接到水厂遭污染的报告。5月24日8时10分， 自来水厂被迫停水，直至5月30日，历时7天。这次“五·一 九”水污染事故造成食品行业停产一星期，部分产品报废，直接 经济损失22万多元，间接损失达98万多元。 “五·一九”水污染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祸根久已埋下。 1986年7月间，长兴县政府有关领导与县科委、农业银行等单位 的领导到长桥日用化工厂现场办公，把这个村办企业的生产项目 ——间苯二胺、间二硝基苯拍板列入“星火计划”。当县环保部门 得知情况后，县政府已行文正式批准上述两个产品列入“星火计 划”。考虑再三，丁益民于当年8月12日给补办了审批手续。在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保部门审批意见”一栏里，丁益民写道： “同意建设间二硝基苯车间，但必须做好以下工作：①废水处理设 备(减压蒸馏)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完工投入运行，经处理后的废 水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方可外排；②废水尽可能循环回用……”1986 年7月间，长桥日用化工厂间二硝基苯车间投产。丁益民在现场 检查时发现废水跑冒滴漏严重，就要求厂方筑好围墙，防止废水 外流，在已被污染的池塘里赶紧种上水草降解污染物。此后直至 5月19日事故发生前的4月上旬，丁益民共5次去过这家工厂， 并提出批评，但没有作出正式的处罚。 (二)处理结果 浙江省领导同志对长兴县的水污染问题十分重视，1988年11 月6日，浙江省政府同意了省环境保护局的处理意见：长桥日用 化工厂在现有的污水未处理好以前不得恢复生产。 长兴县人民检察院在对“五·一九”污染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长桥日用化工厂厂长张德章和长桥乡阳南村农妇何连英立案 侦查的同时，根据县委指示，对丁益民也立案侦查。 1989年4月7日，长兴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五·一九?水 污染案。3个月后，长兴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何连英有期徒 刑1年，缓刑1年；判处张德章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宣告 丁益民无罪。县检察院不服，遂提起抗诉。1989年8月30日，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三)分析提要 本案涉及的也是一起全国闻名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在检察院 的公诉中，被告既包括水污染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员，也包括环境 管理人员，因而其审理引起了环境执法部门的广泛关注。 1．张德辛、何连英构成何罪 张德章系本案中污染源长桥日用化工厂厂长，何连英则系污 染事故的直接肇事者，法院对他们都作了有罪判决，并分别处以 有期徒刑。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结合本案 的具体情节，张德章和何连英均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但量刑有 所不同：①张德章系一厂之长，依法负有使本单位遵守环境法律、 法规的责任，但他却只顾生产，忽视环保，终致惨祸发生，因此 应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玩忽职守罪量刑；②农妇何连 英置公共安全于不顾，擅自扒开堤坝致使污水流入饮用水源地，应 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量刑。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 法院对张德章、何连英的量刑是适当的。 2．丁益民是否犯有玩忽职守罪 此案引起环保部门广为关注的原因是对环境管理干部丁益民 的指控。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国冢丁作人员由于 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长兴县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把丁益民列为第一被告，认 为被告人丁益民的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在一审法院宣告丁益 民无罪后，长兴县检察院又依法提起抗诉，但被驳回。统观“五· 一九”事件的前因后果，丁益民确实是无罪的。丁益民在审批长 桥日用化工厂间二硝基苯环境影响报告表中，采取了严肃认真的 态度；在发现废水排入厂外池塘时，丁益民也作了力所能及的工 作；—“五，一九”事件发生后，也尽了责任。尤其是，丁益民的行 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特征，其行为与污染危害后果之间没 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法院依法宣告丁益民无罪是适当的。 3．从本案说开去 在“五．一九”事件的处理中，丁益民的行为确有不当之处， 但他被推到被告席上，总让人产生一种在充当替罪羊的感觉，这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环境执法的困境。 偌大一个长兴县，“五·一九”事故发生之时只有两位专职环 境管理干部。从1984至1988年8月，县环保部门就全县环境保 护方面的重大问题向县政府呈送了14个书面报告，但只有一个得 到批复；到1988年底，全县排污企业有660多个，其中经环保部 门审批的仅111个；省环保部门通过省计划部门于1985年下达基 本建设计划，直到1990年1月，监测站建设仍无着落。丁益民正 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不应站到被 告席上。 如此忽视环境保护，遭到环境报复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在 “五·一九”事件发生后不久长兴化肥厂又先后于6月、7月上旬、 9月下旬和10月中旬4次发生水污染事故，致使自来水厂连续3 次被迫停水，到11月上旬止，自来水厂尚无法恢复供水。 连续的水污染事故使自来水先后4次被迫停止供水，造成了 惨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影响。据该县财税等部门的不完全 统计，经济损失在200万元以上，长兴县政府所在地雉城镇的数 万居民饮用水成了难题，群众对此怨声载道。 长兴县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尝到了其忽视环境保护的苦 头，无辜的长兴县人民也不得不吞下这颗环境污染的苦果。发展 经济是富民强国之路，但不能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只有在天 青水碧的环境中的富足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本来，《水污染 防治法》颁布之后，在水污染防治和水源保护方面已基本有章可 循。但是，因长兴县工业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把大量的污染型企 业建在水源上游(其中20多个化工企业中80％的厂家存在污染 水源的威胁），而事后又疏于监督管理，再加之有关厂家无视环境 保护法规定，污染的惨祸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此类污染事件， 法律责任是明确的。但要根本杜绝以后发生类似的污染事件，提 高环境法制意识，坚决依环境法规办事，恐怕更应是有关部门紧 急而持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