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伦理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黄锡生* 关 慧** 摘要：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在动力，环境伦理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分析评价动物权利主义、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三种极具代表性的环境伦理观，作者认为，以“大地伦理学”为基础的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观超越了动物权利主义和生物平等主义的局限性，能够更好的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环境伦理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取向一致，为走向深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明了道路。 关键词：环境伦理观 生物多样性 保护 一、环境伦理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创造着现代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也不断破坏着自己的生存环境。自视为大自然主宰的人类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认为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行为无须接受约束，把自然存在物仅仅当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事实证明，建立在这种价值观上的文明已经陷入危机。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能源短缺、水资源匮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自然界的无情回报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文化和价值取向问题，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在思考如何谋求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的过程中，环境伦理观孕育而生。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包括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的概括性术语。j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是要求人们维护和恢复物种内部、物种之间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人类从诞生起，就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地球上的物种总量约为1400万种，目前已经鉴定的物种（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约有170万种。它们是人类摄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并与环境交互作用形成了人类生存所赖以支持的生命支持系统。物种灭绝本是自然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人类的贪婪索取大大超过了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物种灭绝的速度大大加快。目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率为1000种/年，是过去的数百倍，每10年间世界上就有1%—11%的物种灭绝。k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态悲剧，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经过自然选择而存在的生物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世界经济有40%直接依赖于生物资源，而且生物资源越丰富，重大医学发现的机率就越大，人类在应付诸如气候变化等挑战时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l 以自然物权利、人类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是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其实质就是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扩展传统的伦理关怀范围。环境伦理要求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时遵守一定的伦理原则，关心其他物种、尊重自然。可见，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不论是动物权利主义，还是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都认为现代人有义务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并且呼吁用法律手段保护动植物种群。把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受约束的伦理关系，将更多的义务对象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提倡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大自然的爱护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在依据，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导。伦理伦理观的贯彻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由从肤浅、幼稚走向深层和成熟的要求。环境意识的提高，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可和对大自然的关心热爱，是引导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在动力。只有当我们是出于环境伦理而不仅仅是人类利益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时候，生物多样性保护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与环境伦理观念的结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坚实的基础和最可靠的保证。 二、几种环境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及评价 （一）动物权利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内容及评价 在如火如荼的要求保护非人类物种，尊重自然的运动中，“动物权”成为当前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和家畜，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生物，是人类最为了解的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物种。从生命特征来看，动物也拥有诸多与人类相似的生理和心理属性，而植物次之，微生物再次之。所以在人们重新思考、调整与自然的关系时，动物成了首先的“受惠者”。 1975年,辛格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被视为动物权利运动先驱的著作。他指出,人类宣称的生命权利应扩展至动物,人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同等重要。人用动物做实验不亚于反动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与辛格同时期的动物权利理论者还有雷根，他认为动物具有其固有的价值，主张像对待人类一样给与动物平等的幸福。动物权利主义者认为，动物拥有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过完整生活的天赋权利,剥夺他们是不道德的,不管这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利益。“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应当尊重和关心动物的价值和权利。 从对动物任意践踏蹂躏到尊重它们的生命和权利，不能说不是价值理念的一次飞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动物权利主义的视野仍显狭窄，它仅仅将动物纳入了伦理关怀的范围，并把任何一个动物个体的价值都看得高于任何植物个体的价值。这种对生物价值区分的尺度是完全主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理性毕竟有限，动物权利主义者觉得毫无用处的某些植物资源，其重要价值可能在将来逐渐显现。实际上，作为自然界中物质和能量交换循环的枢纽，植物对于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美化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是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所需的重要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植物种类的不断减少本身就是目前物种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IUCN濒危植物中心的保守估计，到2050年有6万种植物将要面临灭绝。而根据生态金字塔及生态链的自然规律，一种植物的灭绝至少会影响到20种昆虫，并且通过食物链发生一系列恶性循环。如果植物量不足动物量的100倍以上，动物乃至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m如果说只关心人类福利的做法是一种不合理的“人类利己主义”，那么只关心动物福利的“动物自己主义”同样是不合理的，植物也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尤其是当我们要在一个对人类健康或者生产生活有害无益的动物个体（如老鼠）与一个属于濒危物种的植物个体的生存之间进行选择时，动物权利主义更是无法为我们提供指导。把大自然的各个部分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等级的做法，还会造成大自然与大自然之间的对立。 （二）生物平等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内容及评价 动物权利主义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关怀扩展到动物身上，而以施韦泽和泰勒为代表的生物平等主义环境伦理观进一步将环境伦理关怀扩张并惠及到其他所有生物。生物平等主义首先抛弃了人的优越性，认为人只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和其他生物起源于一个共同的进化过程，面对着相同的自然环境，其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平等成员资格，也应该与其他生物共享。人类与其他生物密不可分，都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的有机构成要素。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生命的重大变化或灭绝都会通过系统结构对其他声明或生命共同体发生影响。施韦泽认为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要求人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这就是著名的“敬畏生命”伦理。泰勒也在《尊重自然》一书中指出，人类只是地球共同体的一员，本质上并不比其他生物优越。其次，生物平等主义还拒绝对生物做出主观随意的等级区分。在其看来，把生命区分为高级和低级、富有价值和缺乏价值的，暗含着随意伤害和毁灭某些生物的危险。一个生物，不管其属于哪个物种，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关心和关怀。对人的优越性以及物种优劣性的抛弃正是物种平等观念的体现。生物平等主义要求人们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具有相同的价值。 生物平等主义突破了动物权利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把道德关怀的视野投向了包括植物在内的其他一切生物。在生物平等主义环境伦理观的指导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围更为全面。遗憾的是，生物平等主义环境伦理观对生命之间相互联系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对生态整体价值的承认。其关注的仍然只是个体物种的福利，对由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实际上，任何生物都是在与其他生物的联系中存在，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忽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否认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直接义务是生物平等主义的一个重要缺陷。以此为指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只可能停留在对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多样性保护的阶段，不能上升到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的高度。 （三）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内容及评价 生物学的发展和生态学的进步为人们全面理解生态系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1914年，苏格兰生物学家汤普逊提出了“生命之网”的概念。1935年，坦斯利对“生态系统”一词的定义被广泛接受。受现代生态学的启发，被誉为“环保先知”的美国人利奥波德构建了著名的大地金字塔模型——低层是土壤，往上依次是植物层、昆虫层、鸟类与啮齿动物层，最顶层由大型食肉动物组成，最后两层之间还包括一系列由不同动物组成的较小的层。在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结构体系中，每一生物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发挥保证整个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作用，以维系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利奥波德进而提出了大地伦理学说，在其代表作《沙乡的沉思》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表述，不仅要求人类把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普通公民，还要求把共同体的界线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共同体大地。这就意味着，人不仅要尊重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而且要尊重生态系统本身。 大地伦理学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整体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不仅认识到了每个物种个体的作用和价值，更认识到生态系统不是生命个体的简单相加，作为生命个体生存的环境和母体，它所拥有的整体性价值绝不低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对人类而言，自然孕育了人类并为之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美丽的自然景观还陶冶了人们的身心，提高了生命质量。从更深的层面上看，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功能的结构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能够对来自外界的冲击进行补偿和缓冲，从而维持其稳定性。例如，当一个物种消失后，进化出能够代替的新物种来占据空缺的生态位。如果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以至无法恢复其整体性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中的众多物种也会趋向灭绝。 与前两种环境伦理观相比，肯定生态系统整体价值的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观必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1.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观进一步说明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 有人曾从权利义务对等性的角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质疑。权利和义务不仅相互依存，不可孤立存在和发展，而且还具有数量上的等值关系。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是生物资源及自然生态系统的权利，那么在享有受保护的权利的同时它们应该对人类承担何种义务。生物资源及自然生态系统既没有意识（即使有也是有限的）又没有行为能力，对人类的义务如何通过行动加以实现？ 生态整体主义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是由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所组成的，任何一方的健康存在和兴旺都依赖于其他方面的健康存在和兴旺。”n就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来看，他们作为生态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同进化。生物资源享有获取生存资源，利用环境条件的权利，也承担着参与生态竞争，成为其他生物包括人类的生存资源并被环境同化的义务。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的母体，为人类提供适宜生活环境，提供人类生存需要的给养资源，也理应享有受到人类尊重与保护，维系良性循环的权利。显然，生物资源及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承担有相应的义务，事实上人们业已享受着这种义务的恩泽，只是由于没有履行自己合理利用生物资源、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义务，才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2.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观为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合理依据 动物权利主义、生物平等主义都提倡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的尊重和保护。但是有人指出，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是人类重要的给养源。如果承认所有物种都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那就应该终止对它们的猎杀、捕食和利用，这就使人类陷入到了“施韦泽困境”o之中。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每一物种内部各成员之间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而不同物种之间所享有权利的强弱程度不同。承认人、动物、植物地位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给予各种生物同等待遇。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该系统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二是各个部分的合作与竞争。支撑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性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种类上和数量上的）固然要受到保护，可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应受到尊重。在大地金字塔中，各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它们通过食物链、食物网相联系，被捕食者为被捕食者提供一定的生存条件，同时捕食者又受制于被捕食者。各物种之间相生相克，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末端，作为异养生物，只能靠别的生物提供物质和能量来满足自身生长和存活的需要。因此，基于物种危机和其他物种的权利而彻底切断人类生存给养是不切实际的。打猎、伐木和其他利用生物资源的活动，只要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和危及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应当得到允许甚至在有的时候还会成为一种必要。例如捕杀那些超过某地承载极限的大型食草动物和对其捕食种群的生存构成威胁的食肉动物。因为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其自身的完整、稳定与和谐理应优先于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为了特定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可以采取行动对物种的数量进行必要的调节。 三、环境伦理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 环境伦理观只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才能焕发出生命力。各种环境伦理观的区别仅仅在于理解问题角度和深度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实践层面的共识。把环境伦理观及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爱护纳入到政治、法律和文化等体系中，才能真正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一）建立实行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环境伦理观不是狭隘意义上的自然保护主义，不仅强调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权利，而且也认识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其实质就是要寻求各方利益的交叉与平衡。要求建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协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实现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每一物种及其生境都是完整、稳定的生态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其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基本条件。自然保护区制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措施，为其他物种保留一些永久的栖息地，与它们共享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能够使人和其他物种的生命延续都得到保障。实际上，随着环境伦理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许多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已经不再停留于特定自然保护区域对濒危野生物种的保护，而是向更广泛的区域和物种扩展。例如认识到城市中人类的种群优势排挤、淘汰了许多动植物，城市建筑切断了动植物基因交流的廊道，导致其生境破碎、隔离度增加、灭绝率上升，人们把大自然引进钢筋水泥的城市，不断扩大城市的公园和绿化面积。以生态要求为基础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英国在1938年就正式颁布环城绿带保护法（Green Belt Act），确定在伦敦市区周围保留2000多平方公里的绿带面积。由于开展了较好的保护工作，伦敦市中心皇家公园有40—50种鸟类，而城市周边地区平均只有12—15种q。 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观也支持人们通过对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注意的是，生物资源的消耗一旦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就会造成生态资源的枯竭，将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所以要在把握资源综合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充分保证生物资源再生能力，降低损耗，提高利用率。生物资源的利用不仅包括对生物资源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还应该包括对生物资源生态价值如树木的防风固沙能力的开发利用。将生物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在科学利用的同时对生物资源进行培育和改造，以提高其更新或繁殖能力，建立可持续与高效利用的模式和技术体系。正确处理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还要求贯彻正确的人口政策。因为人口的迅速无限制增长势必增加对生物资源的需求，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从数量上控制人口出生率，掌握好人口增长与生物资源更新的协调关系。其次是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培养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中来。人类应该重新定位生命的意义，崇尚俭朴的生活和有节制的物质消费，营造一种健康的文化氛围。只有确立绿色的生活方式，减少非必要的生物资源消费，才能将关心和尊重其他生物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中。 （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调整机制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道德、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律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早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生物资源进行有限的保护。环境伦理观对环境立法指导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善的生物多样性法律调整机制应该包括生物资源调查机制、生物资源问题预防机制、生物资源开发约束、激励机制，生物资源整治、补偿机制，生物资源监督管理机制。 生物资源调查机制要求建立统一的信息和监测系统，调查各种物种的分布、现状、受威胁程度，作为保护的依据。针对不同种类生物资源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规划保护，制止滥用，实现总量上的动态平衡。在后续的保护和开发中，及时动态的生物资源调查能够评价生物资源的利用率和保护效果，有利于保护目标及行动的合理调整。 生物资源问题预防机制旨在控制经济发展对其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包括建设规划、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预警机制等等。但是我国现行的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多注重对可能造成环境不利影响的考察。规划决策者对规划、评价项目对其他物种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同样重要。 生物资源开发约束、激励机制包括对开发行为的禁止、许可、规范、鼓励等等，目的在于保证生物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统一。一方面，确保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超过自然系统的承载能力。特别是对濒危生物资源、处于环境敏感区的生物资源、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从主体、时间、方式、程度等方面进行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鼓励对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开发利用者加以引导，使其主动和自觉地抛弃不合理的开发方式，在实现个人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效益。例如在土地法中规定反对开采矿石后的废弃土地进行复垦并种植林木的，林木归种植者所有，p这就不失为一种好的激励机制。 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都指出，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福利都是以牺牲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对自然界及其中的生命负有补偿的义务，都应承担保护和恢复生态平衡所需的费用，增加受伤害的种群的数量，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砍伐森林威胁到许多动植物的生存，森林涵养水源能力的减弱也使其不能很好的保护土壤中的微生物，所以必须对树木及时补种和恢复。濒临灭绝动物的人工繁殖，对其受到破坏的生存环境的恢复也是生物资源整治、补偿的要求。总之，生物资源整治、补偿机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调整机制的重要内容，目的是恢复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平衡，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完整和稳定。 确保政府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开发利用主体切实履行义务的生物资源监督管理机制也是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调整机制的重要内容。 总之，从疯狂掠夺自然、蔑视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到对动物权利的思考、对一切非人类物种的关怀以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敬畏和尊重，环境伦理观反映了人们对其他物种权利的逐步认同和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完整、稳定的日渐重视。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与人一样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同自然平等相处，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大战略”。r我们真心地希望，在环境伦理观的指导下，生物多样性保护能走得更深、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