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对环境影响研究的三个问题 刘祖爱* 摘要：生态环境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自古以来，战争不仅将人类卷入了冲突，而且也给环境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环境破坏，破坏敌方的生态环境或者成为赢得战争的战略手段，或者作为给战败者的惩罚。文章探讨了关于战争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的三个问题，即一是战争对环境影响的分类问题；二是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的监测及精确评估问题。三是战争与环境关系的实质问题。 关键词：战争 自然环境 人类环境 生态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种种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的总和,因此又称为人类环境。它是以人类为中心事物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生态环境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几乎所有的环境因素的改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所以，自古以来，战争不仅将人类卷入了冲突，而且也给环境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环境破坏，破坏敌方的生态环境或者成为赢得战争的战略手段，或者作为给战败者的惩罚。但是关于战争对环境影响问题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尚处于初步探讨阶段。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争对环境影响的分类问题；二是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的监测及精确评估问题。三是战争与环境关系的实质问题。 一、关于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的分类问题 关于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的分类问题，分类标准不同，分类也不相同。 （一）侧重武装冲突类型来进行分类 根据冲突是国内还是国际来分，如国内武装冲突、国际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根据武装冲突的期间长短分，如短期武装冲突、中期武装冲突、长期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根据发生的地理位置分，如印度支那战争、波斯湾战争、南部苏丹、安哥拉战争、中美洲战争等对环境的影响；依据武器种类来分，如核战、细菌战、化学战、和地雷战等类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根据战争的发生过程（战前、战中、战后）来分，现代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分为战争准备对环境的影响，战争过程中对环境的即时影响和战争后果对环境的影响。 （二）侧重环境方面来进行分类 依据生态环境系统分，如等等。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种分类法： 1、程度分类法 国际上还有一种分类法，以(Jurgen Brauer)等为代表，依据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将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分为两类，即环境变更（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和环境毁伤(Environmental damage)。环境毁伤又分为环境退化（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环境贫化(Environmental depletion)、环境毁坏(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环境变更（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是构成环境系统的个别要素的变化，对整个环境不会产生什么危害，如某地区地球大气温度暂时性些微升高，就不会对该地区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生态影响。像战争中被破坏的大量地表植被只要控制在生态恢复可承受的限度内，在较短时间里就可以人为或自动恢复的环境破坏，可以理解为环境退化。很难恢复或没有环境再造可能的环境破坏，就是环境毁坏。可以部分恢复的环境破坏就是环境贫化。 2、关系分类法 美国女作家协会成员苏姗·拉妮尔（Susan Lanier-Graham）在《战争生态学》（The Ecology of Wa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Weaponry and Warfare）中依据环境变化跟战争行为的密切程度，将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分为三类，即（1）战争期间有意识的直接破坏环境(intentional direct destruction)（如战争期间对耕地或非耕地的轰炸）；（2）附带的直接破坏（incidental direct destruction）（如坦克前进时对土壤的破坏）；（3）作为战争中长期后果影响间接性的环境破坏(indirect destruction)或诱发性的环境毁坏(induced destruction)（如战争可能引起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可能缓和迁出地的生态环境压力）。挪威军事法专家安尼·威力·达哈尔 (Arne Willy Dahl)等，根据环境跟人们生产生活的密切程度，将与战争有关的环境损害分为六类，即（1）人类环境的毁坏；（2）耕种环境的毁坏；（3）重要经济自然环境的毁坏；（4）非重要经济自然环境的毁坏；（5）一般的环境退化；（6）对如避难所、基本设施、耕种环境等人类生活设施的操纵。这种分类法比较笼统，不利于科学研究。 3、学科分类法 美国公众健康协会民选会长巴瑞˙S˙勒维（Barry S. Levy）等依据生物分类系列法，将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Levy, Shahi,Lee, 1997, p. 52)。物理环境是指天气、气候、土壤情况和植物、水资源和人类的诸如水供应系统、医疗卫生设施、交通和通信网络等基本设施。化学环境是指能够引起空气、土壤和水质变化的环境因素。生物环境是指微生物和有机物及其在时间、空间上的生态关联。因而，战争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后果，可以将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物理环境的影响、化学环境的影响和生物环境的影响。这种划分有助于从海洋生物学家到气候学家、鸟类学家、有机化学家、地球化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与战争相关的环境损害进行有价值的研究和评估。但是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损害不能提供或根本不可能提供综合完整的生态学评估。 4、正负分类法：依据战争对环境作用的性质及其效果将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至于战争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案例不胜枚举。关于战争对环境有利影响，虽然不是战争本身的直接后果，但却总是由于战争间接所致。典型的案例朝鲜半岛的著名的“非军事区”(DMZ，Demilitarized Zone)。50多年来，“非军事区”内的自然环境反而免受人为破坏，进而成为来自俄罗斯、中国、日本乃至澳大利亚的各种珍惜候鸟的冬日栖息乐园。此外，梅花鹿、野猪甚至是黑熊也经常过来凑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和欧洲的大灰狼数量也得到增加，在德国占领挪威期间，由于禁止私藏任何武器，致使挪威熊、狐狸、豹熊数量急剧增加。 这种划分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战争对环境的双重影响，但是很容易夸大战争对环境的积极影响，相对忽视战争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并且显示不出不同战争形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由于主战武器与战争形态的关系，跟生产工具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一样。因此在排中分类法的基础上，依据武器的历史发展，以不同武器的发展阶段为线索，来探讨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更科学可靠。其实，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取决于战争形态。所谓战争形态是指由主战武器、军队编成、作战思想、作战方式等战争诸要素构成的战争整体。其中主战兵器决定着军队的编成、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不尽相同的战争形态。主战武器是战争形态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标志。不同战争形态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主战武器的功能最突出的表现出来。 关于主战武器的发展问题，国内外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了6种战争形态：第一代战争以使用冷兵器为标志，军队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第二代战争以使用火药和滑膛枪为标志，军队出现了使用滑膛枪的步兵和使用火药、罗盘的海军；第三代战争以使用火枪和身管火炮为标志，军队形成了步兵、骑兵、炮兵等诸兵种的合成军队；第四代战争以使用自动化武器和机械化武器装备为标志，如：坦克、飞机、汽车、电信装备等，军队成为陆军、海军、空军、空降兵、防化兵等多军种、兵种合成的较为复杂的系统组织，电力和内燃装置成为这一组织系统广泛的基础；第五代战争以使用核武器为标志，以原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基础，导致军队出现了战略导弹军种；第六代战争形态是在核威慑下，以使用高技术的精确制导武器为标志。 梁必骎在其主编的《军事革命论》中从军事技术对军事革命影响的角度，将武器发展分为金属化、火药化、机械化、智能化四大阶段。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主战武器方面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材料）武器、能源（化学能—原子能）武器和信息（物理信息—生物信息）武器。尽管每个阶段武器自身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前一阶段的武器也在后一阶段武器的发展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武器发展具有革命性变革的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与此相关，战争形态（以主战武器为标志）与环境的关系分为三大阶段：即材料武器阶段的战争盲从环境、能源武器阶段战争破坏环境和信息武器阶段可能从根本上摧毁环境。 在材料对抗阶段，战争对环境的影响主要特征是：第一，由于古代战争消耗的主要是人力资源、农业资源和可以直接利用的自然资源，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敌我双方体力的博弈，因此，古代战争对生态环境破坏具有十分的有限性。第二，战争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易恢复性。由于这种破坏没有对生态环境系统构成深层的、大规模的、系统性的破坏，因而这种被破坏的环境经过较短时间的自然调整、或简单的人工补救就可以恢复。这种破坏不会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危险，此时的人们关于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注不多，直到进入20世纪特别是机械、化学、生物和核武器出现后，人们才真正重视起来。 在能源对抗阶段，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具有以下典型特征：第一，能源对抗阶段的战争的作用空间得到急剧拓展。近代以来，依靠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海军、空军和陆军，与古代战争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战场空间由陆地向广阔的海洋、底层空间扩展，战争的空间范围扩大，从而使战争对环境的影响范围扩大。第二，能源对抗阶段，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加剧。从古代以消灭战争主体为中心的战略战术发展到利用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从战略上打击对方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生态环境，例如利用海水盐化敌人的耕地、利用化学细菌武器破坏敌方生态环境（越战美军使用落叶剂）、利用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事大规模环境破坏（广岛原子弹事件）、轰炸对方的重要工业设施等。第三，由于武器装备的非精确性和战争中的狂轰乱炸，呈现出与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战争中的人员大规模死亡和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 信息对抗阶段，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信息化武器的发展。所谓信息化战争，简单地讲，就是信息时代以信息和信息武器装备为战争工具的战争。信息武器系统在是指一个以信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高度只是密集型武器系统，是一个非常庞大、涵盖面非常宽泛的武器系统。从杀伤类型上来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软杀伤型信息武器和硬杀伤型信息武器两大类型。软杀伤型信息武器包括以计算机病毒武器等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计算机网络攻击（或防御）型信息武器、以电子战武器为大代表的电子攻击（或防御）型信息武器和以信息及其媒体为依托的心理攻击（或防御）所用武器。硬杀伤型信息武器主要是指精确制导武器及其信息系统。从长期后果来看，如果这种武器被大规模装备和使用可能给环境带来摧毁性破坏。主要表现： 1、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支撑的信息化战争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可能加剧且持续时间绝对延长； 2、平民在战时死亡少，但战后却因环境恶化大量死亡； 3、使环境破坏更加隐形化，比如贫铀弹辐射、电子战电磁辐射、细菌基因等生态污染； 4、信息武器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呈现出严重的两面性：一方面，精确制导武器大大低提高了武器的使用效能，有利于节约战争开支，用较少的资源消耗达到战争目的，同时也减少了对非军事设施或平民的直接伤害，是非常符合军事需要的技术进步。所谓高技术战争是“人道的”、“干净的”怪论就是它的反映。另一方面，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行动将在陆、海、空、天、电磁以及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等全维领域展开，由于精确制导武器必然伴随着其高技术特性和杀伤力的增强，精确制导武器使毁伤率大大提高了。计算表明，战斗部的爆炸威力提高一倍，杀伤力仅提高40%，而目标的精确识别和精确制导导致的命中率提高一倍，杀伤力提高100%。 二、战争对环境影响的评估仍然是世界性难题 所谓战争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是评价战争对环境资源作用的效域和效度。战争对环境影响的讨论最好遵循下面的逻辑思路：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只有科学地评估、经济学的计算和相关责任的确定，才能进行相关的国际立法，推动国际环境问题的切实解决，最终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关于战争对环境影响的评估，要做到科学评估仍是个难题。从根本上讲，评估战争引起的环境变化，需要科学地野外调查，需要科学家的复合专业知识结构，也需要有筹措足够的资金，还要有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足够数量的科学家，以及进行专业领域研究所必备的可利用仪器设备。实际上，目前在这些条件方面均存在严重的不足。除此之外，在评估战争的环境影响方面，还有许多方法论问题。 比较研究是评估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评估活动的基本思维框架。评估中常用的比较研究方法有：前后对比法，是通过大量的自然环境参数和人文环境参数比较，将被评对象（战争等军事活动）执行前后的有关环境参数情况进行对比，从中获得评估的依据。这种方法是将战前和战后可以衡量的指标值进行比较，用指标的变化回答评估的问题，如效果、影响等。应用前后对比法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将战争等军事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效果和其他外在因素、偶发事件、社会变动等所造成的效果加以明确区分。经常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对照组比较，多角度比较、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 对照组比较，该方法是“控制对象一实验对象”的对比分析方法，是社会实验法在评估中的具体运用。以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对环境的影响评估为例，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评估时，评估者将军事活动刚执行前的同一评估对象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即对其施加影响的组，另一组为控制组，即不对其施加影响的组，然后比较这两组在军事活动实施后的情况以确定实施效果。在军事活动中，军事活动场地的选择本身是以方便消灭敌人保护自己为取舍，这种实验分组一九九法缺乏可行性，最多可以适用于对军事训练环境后果的评估。 多角度比较，就是针对一个问题，通过多渠道、多角度、多种类型的信息的比较分析，综合评价，获得评估的结论。比如在考察战争对环境的影响中，既要考察战争对土壤、植被、空气质量、海洋生活、大气的影响，又要考察核武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等高技术武器和地雷、燃气弹和其他军用爆炸物等传统武器，还要考虑战争本身的期间长短及其发生的地域范围等。该方法适合用于涉及面广、因素复杂的评估对象。通过各方面信息的相互补充、相互检验，可以减少信息的误差，提高评估的可信度。这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一支由多学科研究机构组成的功能互补的专业研究队伍。 经验证明，长期以来认为是可靠的大多数环境评估实际上是有很多疑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多数情况下，评估战争的环境影响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足够的基线，意即一般以战前的数据来跟战争引起的环境变化相比。这种比较存在问题太多。例如，假设基于基线数据进行物种的生态调查是可能的，但是，一定时间只能从事一种物种的调查，要形成多物种的综合调查的代价是昂贵的，因而建立在单一物种调查基础上的基线数据的价值仍然是有限的。再说，通过核查物种的生活环境文献资料来估计可能的物种消失就存在技术问题，因为物种群落的快速增加或减少可能源于与武装冲突无关的其他多种原因，况且这种物种群落变化的因果关系很难建立。没有精确的基线数据，来推测物种的命运的研究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另外，在统计工作中，我们往往只注意到那些像鸟类等看得见的东西，而容易忽视那些微生物，他们往往是可能长期破坏或有利于恢复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由于没有科学真实的基线数据，科学家们在评估或预报长期的环境损害方面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简直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美国著名法学家斯特芬·迪克斯（Stephen Dycus）曾警告“关于海湾战争联军对环境的长期损害的信息是不准确的”。 即使基线数据是真实可用的，政治环境等因素也可能增加跟战争相关的评估分析资料的收集难度，布拉特（Bruch）曾指出，在萨尔瓦多内战期间，设法调查战争损害的人们的遭到暴力威胁，并且一些被杀害；在美越战争期间，越南当局没收了大量被收集的数据或样品，这给后来的相关研究造成资料的严重缺乏；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间，伊拉克故意毁坏了科威特大量的科学仪器设备，科威特根本不可能对环境进行有效的监测。 J·布诺尔（Jurgen Brauer）通过在研究海湾战争时，曾从战争对空气质量、沙漠外表、植被、野生动植物、鸟类、海岸、海洋动物、双壳贝动物、海底生态、海龟、珊瑚礁、长期影响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其研究结论是：第一，战争对环境有一定的好处；第二，战争引起人口迁移，可能缓解迁出地的环境问题，同时可能恶化迁入地特别是难民营附近的环境；第三，最令他惊异的发现是，对自然环境构成最大破坏的不是来自战争，而是来自和平时期商业活动，这种开发利用与人类密切相关，但对非人类物种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在其《战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中，他将战争的环境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像1991年波斯海湾战争这种短期的大规模战争的后果是显著的，但是最终只给环境带来细小的影响（relatively minor environmental damage）；二是像越南战争等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可能导致长期的大规模的环境损害，并且很大程度上通过引发人口迁移等多种方式进行；三是，像次撒哈拉非洲人等地的长期的小规模的冲突对环境影响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有效证据也显示，环境破坏某种程度上与大象、灵长目类哺乳动物相关，它们要么直接把土地踩得泥泞松软、要么通过迁徙变更栖息地来侵蚀或破坏环境。 可见这种研究是比较混乱的，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战争与环境关系的实质：人与自然的关系 战争与环境的关系实质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而战争只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多种方式之一。“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作为一种古老的历史现象，它是原始社会末期不同利益集团共同体之间交往扩大所导致的利益矛盾的激化的产物。考察“人类—战争—环境”的关系链条历史可以发现如下判断：（1）战争与环境存在双向互动轨迹。先后经历了或即将经历战争盲从环境、战争破坏环境和生态观主导战争三个阶段。（2）人类对战争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先后经历了人类盲目崇拜战争、人类利用战争和人类理性对待战争三个阶段。（3）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人类与自然的混沌和谐（环境决定论）、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生态协调主义）三个阶段。如图所示： 自然、人类与战争关系演变轨迹 历史阶段关系论断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人类与自然 人与环境混沌和谐（环境决定论） 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人类中心主义） 超越现代文明的文明观（生态协调主义） 人类与战争 人类盲目崇拜战争 战争威胁人类 人类理性对待战争 战争与环境 战争屈服于环境 战争破坏环境 生态环境观制约战争 （一）战争盲从环境与人类蛮崇环境时期 当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严重依赖于环境时，人类虽盲目崇拜战争，但战争对环境的破坏较弱，人与环境混沌和谐相处。人类对环境、战争的盲目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争夺和保护作为直接依赖的生态环境资源，是古代战争得以发生的前提，也是直接诱因。在蒙昧时代，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就是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对财产、特别是不动产（主要是领土及附属其上的微薄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的争夺。历史上第一批国家先后出现在尼罗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爱琴海地区。相应地，世界上的第一批军队也就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 用于古代战争的武器的制造绝对依赖于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甚至直接取之于自然。从古史传说及考证中的“剥林木以战”、“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等说话得知，古代兵器的制造主要是就地取材、仿照自然界动物的爪、牙、角、喙的样式制成具有斩、杀、刺、击、射远等作用的兵器。地理环境成为战争工具发展和使用的根本制约。譬如战车及车兵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干燥少雨、坦荡如砥的大平原上，辚辚战车，啸啸战马涌向战场，成了高贵的化身、军威的标志，也成为国威的象征。“在人类军事史上，世界各文明古国几乎都有过自己的车兵时代，且车兵曾经是世界各文明古国在奴隶制社会里的主要兵种。” 但是一旦遇到丘陵、山地、沼泽、江河、森林等便失去了威力。就中国来说，黄河流域干燥少雨的华中大平原曾经是中国战车列阵驰骋的战场，但战国以前的战争很少超出这个范围。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战车受环境制约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公元前541年，晋国的魏舒在一次战争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兵改为步兵。 古代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程度非常有限。原始作战，“主要是参战部落成员在领袖及营卫队骨干的带领下，手持木石兵器，各自为战地与敌人展开肉搏，主要靠人员多少、体能强弱和勇气大小决定胜负。”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水平仍然很低，人类作用于自然的能力较弱。在古代战争中表现为战争对环境本身的破坏范围以及破坏程度的有限性。尽管战争规模在不断扩大，兵器在不断发展，但是整个冷兵器时期，及随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虽然时间久远，但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发展也只是量的积累，并没有产生质的飞跃。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干脆定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得打大仗，哪些武器不得使用，以及哪种人可以免服兵役或不得成为军事行动的对象。通过这些规定，教会对战争的进行施加了伦理管制。” 经历了宗教战争残酷洗礼后，“绝对君主之间的战争，换句话说是基督教文明内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完全彻底的。与很少有导致对手死亡的决斗一样，绝对君主进行的战争也只是一种礼仪，互相拥有被称为雇佣兵的私人军队，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便讲和，以适当分割领土而告终。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战争。”这种“战争成为一种规格化、仪式化的战争，所引起的危害也能得到控制。”正如富勒指出，西欧专制国王之间的战争是有限战争，在这种活动中，“平民的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那里，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因此，“当时的决定因素是钱，而不是血”。 尽管战争后果仍呈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的悲凉，但是人类是自然的奴隶，自然或上帝是人类的主宰，人类总体上没能摆脱对环境的从属地位，战争被当作人们迅速扩大财富的重要手段，但战争对环境的破坏较弱，人与环境混沌和谐相处。 （二）战争破坏环境与人类征服自然凯旋时代 由于现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人摆脱了自然的沉重压迫，战争也由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工具，异化为威胁、毁灭人类的定时炸弹，战争对自然环境的威胁和破坏日益加剧。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人类、战争与环境的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工业革命的开展、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完善，大大地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愿望。随着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加强，人升格为自然的主宰，而自然沦为人的奴仆。 资产阶级利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动战争来扩大市场，乃至瓜分世界，使战争破坏环境的能力迅速增强，甚至逼近威胁人类生存的危险境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工业革命的开展、科学技术发展，给火药化军事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使火器的研制和生产得以迅速摆脱原始阶段而达到更高水平，走向标准化、系列化，新的发明滚滚而来。特别是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战争伦理由多元并存演变为“一枝独秀”，意即以民族国家至上的“圣战”伦理观念。正如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主张的那样：国家要颁布法律来制裁破坏精神团结的行为，必须采取特别手段，如严厉的新闻检查，禁止集会，拘捕不满者的领袖，监视铁路交通和无线电视，运用报纸、无线电、电影和其他文字进行宣传等。这不仅使他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殖民地的热潮，为了对海外殖民地进行掠夺和扩大贸易，长期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霸，促使火药化军事革命大大加速，而且逐步将他们引向世界大战的不归之路。在资产阶级向外扩展、瓜分世界、海外殖民地、争夺霸权斗争的推动下，工业革命所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所调动起来的民族热情，使国际战争一次比一次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具有全民族（为国家而战）色彩和全球性色彩（战争的硝烟遍布全世界）。正如中曾根康弘所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改变了战争的情况。由于产生了民族主义‘自己的国家’的一体感，战争由从前类似游戏的战争……变为以民族主义来提高士气、彻底打败对手的战争。” 国际战争由有限战争向着无限战争的方向摆动。在帝国主义时期，少数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终于在1914年至1918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强烈地刺激着军事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军事机械作为兵器，如飞机、坦克等初露锋芒，开始了机械化军事革命快速演进历程。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使机械性兵器成为主战兵器，导致陆海空三军及其作战方式的变革，形成了新的机械化军事形态，从而使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在广度和深度上急剧升华—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死亡同时并存。正当机械化军事革命达到高峰之际，原子能核武器的出现，更是将人类推向了生态灾难的困境的边缘。 残酷的战争现实，使各国政府和群众在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就不同程度地开始对战争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痛苦、对人类文明造成的破坏则是史无前例的。实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反战、厌战和恐战情绪的增长及和平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在学术界，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国际和解联谊会、战争抵制者协会等和平组织和团体不断涌现。在美国有防止战争全国理事会、限制军备联盟、促进和平同盟等；在英国有国际联盟协会、不再战运动、基督教和平主义联谊会、和平誓师协会、国民和平联合会等。在英国，1933年2月，牛津大学俱乐部就“要不要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问题组织了一次辩论会，结果以275票对153票通过了一项动议，表示在任何情况之下，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1935年，鲍德温在“我以自己的名誉向你们担保，将不会有大量的军备”的主张中，赢得大选的巨大胜利；在美国，威尔逊号召通过建立国联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世界秩序，改造成一种完全和平的和正义的世界秩序，从而使人类避免战争的灾难，同时又不排除用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来实现永久消除战争。“客观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战争伦理已经在世界局部范围内兴起。但是这种局部的兴起，并没有抵消资本主义‘圣战’伦理的巨大惯性。” 然而，这种战争伦理在德意日国家却根本没有太大的反响。英法等国作为国联的实际组织者，曾在国联盟约序言中表示，国联以防止战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和保证各国间严格遵守国际义务为宗旨，并列出多项保证条款。但是他们在整个国联筹建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关注人类如何避免战争、如何减少战争灾难的问题，而是始终抱着战胜国的姿态，企图对战败国进行重新瓜分，并进而希望通过盟约的形式保持和扩大自身的已有的军事优势，稳定当时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或许正是巴黎和会上浓厚的惩罚战败国的气氛和《凡尔赛和约》强行对战败国的掠夺，导致了不到20年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场战争中，德意日法西斯不是一般地要夺取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是要完全征服世界，甚至要灭绝某些他们思想中的“劣等民族”，将其“优秀民族”及其法西斯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为此，他们采用了最残酷最野蛮的暴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不仅对人类整体的尊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人类整体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开始真正反思战争的价值，尽管认识差异难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地赞美战争，相反，绝大多数国家和人们赞美和向往和平与正义，强调控制战争，力争避免战争。 （三）生态环境观制约战争与人类自然和谐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严重威胁人类自身持续生存和发展时，人类由自然的反叛者、盲目改造者，变为自然的自觉维护者。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的战争，因可能毁灭人类自身而遭到有效的控制，人类进入理性战争时代。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人类、战争与环境的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界内在规律的秘密被揭示，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越来越多地通过利用自然内在的机理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人类既可以利用其对自然规律的把握来使人类与自然相处，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类也可能利用人类对自然内在规律的把握，来进行改造自然引发生态环境灾难，使人类赖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得不由自然的反叛者、盲目改造者变为自然的自觉维护者，人类开始进入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协调主义文明时代。 战争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因可能毁灭人类自身，人类不得不理性对待战争。以军事技术革命为前提的高技术战争的出现和发展将使人类面临新的危险。第一，不少高技术常规武器的毁伤能力几乎与小型核武器相当，这必然使高技术常规战争更具破坏性和残酷性。美国著名的军事学家杜派，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了以致命指数来衡量武器的毁伤威力。根据这种方法测算，当今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常规武器的致命指数，已经达到小型核武器的水平。第二，核武器开始走向“常规化”，使其运用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其三，未来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新概念武器（像非致命武器、动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声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大气武器、太阳能武器和基因武器等）的杀伤破坏力或残忍程度并不低于核生化武器。第四，与一般战争相比，高技术战争的准备和实施将耗损更加巨大的社会财富。 生态环境观主导战争时代观念开始影响人类对待战争的态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民间的和平运动长盛不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些运动倡导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就是和平主张：“世界上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解决各国间的争端应该通过协商和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协议来实现；遵照民族自决的权力，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民族事务是这个国家公民自己的事。”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国际科学界和宗教界的和平倡议活动。 在科学界，首先掀起了反对将科学技术乱用于战争的和平运动。早在1930年5月，爱因斯坦在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自由同盟” 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全世界裁军宣言》，明确指出：“全世界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已经证明：科学的作战方法已经使国防和非战斗人员的保护成为虚妄；而且新的战争就意味着大部分人口被火、毒气和化学药品同时消灭。所有的国家统统在危机之中！” 1930年12月14日，在美国纽约，由“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同时爱因斯坦撰文指出，“你知道吗，在未来的战争中无论谁都将不再是有利可图，因为不仅武器、军需品的粮食仓库，而且一切重要工业中心都将成为攻击的目标，这将带来工业的总毁灭。你知道吗，空军轰炸中队能够同时毁灭像伦敦、巴黎、纽约和柏林那样一些城市。你知道吗，毒气不仅能够立即或遭受无法形容的痛苦之后毁坏人的机体，而且它还能渗进大地深处，长期毒化土壤和水。你知道吗，用化学方法制成的燃烧弹能够达到30000℃的高温，从而会把毒气发生作用之间可能逃脱的一切生命统统消灭掉。” 1930年5月30日，爱因斯坦领头签署了一份著名反战宣言，即《全世界裁军宣言》，同时签名的还有罗素、兹伐格、托玛斯·曼、阿丹兹和巴甫洛夫。1932年5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1914年的《告欧洲人书》和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体现出爱因斯坦等科学界所坚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谐。1955年，国际科学界向世界发出了两个著名的防核武器的和平宣言：《麦瑙宣言》和《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废弃以武力为对外政策的最后手段，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在后一篇宣言中，指出全世界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签名赞同如下决议：“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他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他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 由于预见到高技术战争对环境的巨大潜在危险，各国早就在谈判签订各种条约来保护环境，特别是防止环境战的发生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环境的破坏。1977年5月18日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就是一个专门的防止环境战的国际条约。根据这项法律文书的基本规定,每个缔约国承诺不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具有广泛、长期或严重影响的改变环境技术,作为摧毁、破坏或伤害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手段。其他如1925年在日内瓦通过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1972年2月21日联合国签署了《禁止在海床海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1975年３月26日生效的联合国《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1997年４月29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79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等等，都具有保护环境免受战争破坏的内容和意义。另外，也有国家建议应再谈判签署一个关于破坏环境生态罪行的公约，应该规定一切对生态的破坏，不论是在平时或战时，而凡是有意识地部分或全部破坏人类生态系统者，就构成破坏生态罪。 与此同时，宗教界全球伦理运动勃然兴起。在当今世界上，人们可以看见两种似乎不相关联的现象：一方面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和国际联系的加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正日益缩小，世界正缩小为所谓‘地球村”；另一方面，随着传统价值的衰落和社会变化的加速，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某种伦理危机，出现了所谓“道德滑坡”。这种道德下降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社会或文化内部“不守规则”行为的增多，而且表现为一些民族、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和谐、友好演变为暴力、压迫，而这又常常起因于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违反或无视一些起码的准则。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造成的“冷战”已成过去的今天，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造成的热战和冲突却依然层出不穷。更加令人忧心的是，本来应提倡高尚道德并引导信众为善的宗教，在某些冲突和战争中，竟然被用来为一些伤天害理的行为辩护，甚至被用来煽动仇恨和实行暴力。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来自几乎所有宗教的6500名代表人物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他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特别要谴责借用宗教名义的侵略和仇恨。”这种声音，可以说是代表了国际宗教界的良知。《宣言》提出4项不可取消的基本伦理原则：1、珍重生命，致力于非暴力与敬重生命的文化；2、正直公平，致力于团结与公平的经济秩序；3、言行诚实，致力于宽容的文化与诚实的生活；4、相敬互爱，致力于男女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将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原则列举首位。它强调，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然而，这些冲突应当在公正的体制内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在一种公正秩序的体制内发挥作用，并致力于采取可能的最为非暴力与和平的解决办法。他们应当在和平的国际秩序中为此工作，而这种秩序本身需要保护，并防止使用暴力者的侵犯。来自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宣言”签署者们承诺，要献身于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的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是由基督教界发起的，进而得到世界各宗教响应的全球伦理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这项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在这个道德滑坡的世界上，在宗教的差异会被用来为冲突和对抗辩护的情况下,强调基本道德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展示基本道德在不同宗教中的基础以及各种宗教平等对话、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从而，剔除战争（或宗教）狂热分子借用宗教差别来进行战争的诱因。全球伦理运动有着深远的理论根源和广阔的社会背景，人类对待战争的态度开始步入理性的门槛。 如今技术早已不是爱因斯坦时代的技术了。已经问世或即将问世的武器对环境的破坏可以说今非昔比了，人类的反战和平运动正在逐步走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科学界提出的“核冬天效应”理论进一步昭示世人：大规模核战争毁灭人类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在毁灭性武器越来越多，而垄断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已经不符存在，鼓励或坚持运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就意味着有可能走向核战争，走向共同毁灭。和平原则已经渗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政治生活的主要原则之一，或成为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倡导和接受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及把握战争的基本伦理依据。无论哪个国家如果公然违背和平原则，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甚至本国民众普遍的道义谴责。正如鲍林所说：“这些可怕的武器的发展将迫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和平与理智的时期。世界的纠纷不再是通过战争或武力来解决，而是应用人的理智力量来解决。” 但是，新时期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国际裁军几经曲折，陷入了形式主义。在公众心目中，裁军成为政治家们的政治游戏和互相欺骗的最大的谎言，以新军事革命为牵引的军备竞赛实质上已经开始。这种怪圈证实了爱因斯坦20世纪30年代判断：“当那些为和平主义的理想团结起来的人举行集会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接触他们自己的那一类人。他们象绵羊一样地挤在一起，而狼却等候在外边。……绵羊的呼声达不到这个圈子以外，因此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是和平主义的真正弱点。” 目前，我们正处在由人类利用战争、战争破坏环境，向人类理性对待战争、生态环境观制约战争过渡的时期。尽管人类通向永久和平的路途依然十分遥远，但是追求和平却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在人类、战争与环境三者关系中，人类处于越来越能动的地位。人类的环境观影响人类的战争观，人类的战争观影响战争的形态，而战争形态又决定战争对环境的破坏程度。随着人类的环境观由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论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深刻变革，生态协调主义对人类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实践活动的影响将日渐深入。绿色和平运动的执着、环境主义文化的勃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环保组织职能化以及环保政策的国际化法律化……正是这一潮流的必然表现，如何将生态环境理论用来指导人类的军事实践是亟待开拓的新领域。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当新的文明开始兴起，向旧的文明发出挑战，整个社会开始转型，军队各个方面（从技术、文化到编制体制、战略、战术、训练和后勤）同时发生深刻的变革。当前，西方国家大造舆论，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纳为人权问题，并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因此，通过对人类战争与环境关系的历史考察，创立生态理论支持下的军事理论，推动军事理论由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向生态协调主义的“生态价值决定”转变，推动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抑制乃至最后消灭战争提供理论指导和文化观念支持。 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信息战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对“战争=暴力”的公式提出质疑，为我们建立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提供了可能。作为信息战载体的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复合发展的无形特征，决定了信息战必定是一场无形的战争。战争可以不流血，这是战争的目的发生有史以来最深刻的质变，战争方式可能趋于文明。机械化战争及其以前的战争，从根本上表现为彻底暴力性和破坏性：在军事上，要歼灭敌有生力量和敌方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表现为尽可能地摧毁敌国的政治体系，依托暴力将己方的政治意志强加给敌对国；在经济上则表现为攻城掠地和掠夺财富与资源。在信息时代，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全胜” 思想备受推崇，战争将主要不是表现为攻城掠地，不在于流血，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寻求利益平衡点。在战略层面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面是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战术层面才是打瘫敌人的力量体系。